郑吉喆:从案件数量上来说,每年审理的劳动争议的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涉及的标的金额也越来越高,现在劳动者主张赔偿金额在大几十万的案件不在少数,最高金额过亿。在审理的案件中,劳动关系解除纠纷争议占比较高,占到了审理案件一半以上。涉诉劳动者的年龄趋于年轻化。八零后涉诉比例最高,接近40%。
另外,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趋向复杂化和多元化,近些年,竞业限制、股权激励、新业态平台用工等新问题不断涌现。而证据却逐渐从实体化到电子化,比如此案中,大量的证据都是微信聊天,早年间的考勤都是手写的,大约在2015年左右,我们还在研究使用线上软件打卡一方不认可的话要怎么确认证据效力,在当时算是新问题,现在,很多公司,员工的沟通完全依靠内部邮件,线上打卡、线上考勤,所有的申请、审批乃至规章制度都进行了数字化网络化。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法律意识都在增强,早年间很多公司连规章制度都没有,开除也都缺乏依据,现在很多公司的规章制度制定得非常细致,但部分规章制度却过于严苛,合理性不足。这也需要法官在判决时进行更加细致的审查。劳动者的举证意识也越来越强,微信、录音、邮件等往往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还原事实真相,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离线休息权入法”提案被立案?
郑吉喆:今年全国两会中,最高人民法院张军院长也提出了“让在线工作有收益,离线休息有保障”。作为司法工作者,我支持离线休息权入法提案的提出,顺应了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用工模式、习惯的新变化,有助于加强对劳动者的休息权的保障,避免在法定工时以外劳动者因工作信息的不断涌入而无法得到真正的休息,有助于维护劳动者的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对新时代劳动者权益保护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鼓励用人单位进一步改善管理用工方式,合理安排工作,关注员工福祉,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当然,这一提案的落地在实际操作层面还需要多方面的设计,还需要更多、更细化的规则明晰标准和违法的责任,如何平衡劳动者权益与企业运营发展需求等问题需要细致的考量,针对隐蔽的违法行为如何确保监管落实到位等问题都非常考验制度设计者的智慧,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参与、共同贡献智慧,才能确保离线休息权得到有效实施。
今年的最高司法机关报告中引入了“隐形加班”和“离线休息权”等新概念,反映出对现代职场现象的关注。“隐形加班”作为一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劳动争议案例,被纳入“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3年度十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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