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在“隐形加班第一案”中,你认为李女士胜诉的关键是什么?
郑吉喆:当事人李女士主张自己在下班后需要长期在线工作,要求公司支付加班费。一审的判决认为李女士与公司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执行不定时工作制,驳回了相关请求。
但约定不定时工作制,需要上报劳动行政部门备案。二审中,用人单位承认未完成备案。代理律师和李女士一起梳理了很多资料。这个案件涉及到“隐形加班”,是一个有突破性的判决,在做这类判决时,前提之一是证据一定要扎实,他们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几十个群的截屏,特别是还有一个排班表,其中有非常严苛的规定,比如在收到消息30秒内需要回复,2分钟内需要给到实质性回复,周末及假期也经常需要排班,这个排班表是经过用人单位确认的,也能够看出加班是有周期性规律性的,还会有劳动者在群里发出无法享受完整周末的吐槽和感慨。这些证据是形成体系的,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也是他们能够胜诉的很重要的原因。
新京报:在提出“隐形加班”的概念时,你是如何思考的?
郑吉喆:审理时,我们就意识到这个案子与以往不同,所有的加班都是线上的,我们就在想能不能用小切口来呈现这种新情况。曾经可能是要劳动者到达工作地,以完成加班,但在这个案例中,劳动者的工作已经融入到了生活里,你说她休息了,可确实也干活了,但实际上全在干活吗,也很难认定。用手机处理工作是现在工作的常态,工作与休息场景交织,劳动者看起来休息了,但实际上还在工作,是典型的“隐形加班”,“隐形加班”不是法律概念,从前也没有法院在判决中认定“隐形加班”,二审如果要改判,就要更清楚地回应争议。我们当时查阅了很多资料,也看到了一些数据,很多人都受到隐形加班的困扰,我们觉得这个说法很贴切,所以认为可以将这个概念明确一下,将我们的裁判观点讲明白。
今年的最高司法机关报告中引入了“隐形加班”和“离线休息权”等新概念,反映出对现代职场现象的关注。“隐形加班”作为一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劳动争议案例,被纳入“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3年度十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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