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货币政策的进一步演进,实行YCC政策,设定短期政策利率(-0.1%)和长期利率的目标区间(-0.1%至0.1%),可以相对购买少量国债情况下更加灵活地控制利率。2024年3月,日央行正式结束负利率和YCC,但维持宽松政策。
低利率以及央行难以将短期利率降至太过于负值的情况,意味着货币政策工具提振经济和物价的能力有限。
财政政策注重中期可持续,取之以民用之于民,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三成左右;总债务占GDP比重虽高、但日本专注每一期的债务利息支出,债务压力相对稳定平衡。虽然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230.1%,但日本每期的利息支付相对稳定,2022年为73万亿日元。2023年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保和债务清偿支出分别占财政支出的29.9%和20.1%,较上年变动-3.2和2.1个百分点。
财政经历了扩张-改革-再扩张过程,旨在稳定宏观经济,由于税收难以覆盖财政支出,日本政府通过发债和部分时段上调消费税支持。
1975年以来,日本财政均为赤字状态;90年代前,财政收支同升;90年代后,财政收入受经济下行以及减税政策下滑,财政支出扩张用来稳定经济;长期财政赤字导致债券发行量大增,尤其是疫情期间。2020年用于财政支出的国债发行额为108.6万亿日元,较1991年增长了15.1倍。
日企出海部分缓解了国内低物价、低增长的困境,高增的海外收入和利润保障了企业发展。日企从制造业到非制造业、从大企业到小企业,海外收入占GDP的比重日益扩大,对外投资回报率整体增长、高于国内;海外企业利润率多数情况下高于国内。
在国内需求疲软、投资回报率低以及劳动力等成本高,以及日本制造业优势下,政府通过立法、制度等鼓励企业出海、推动金融与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国家化。1993年以来,日本的GNI持续高于GDP,且差值在扩大;1994财年到2022年财年,海外收入占GDP的比重从3%上升到近10%;1997财年到2020财年,海外子公司营收占总公司营收从37.5%提高了31.5%到69.3%。
如今,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而且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因此,中国对今后日本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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