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打击乐专业招生。早年我在中央民族乐团去音乐学院招生，有经验，但很少见到像台湾这样的情况。比如如果要招板鼓，我们就去直接找一个打板鼓打得好的挑走，我们没有一个概念、即打击乐是全局的。但“台湾国乐团”招打击乐的人，就是要低音鼓、板鼓、中国大鼓、铙钹、大锣、小锣……都要会，全方位的，中国传统东西必须会，否则进不来。
我发现台湾对传统很重视。前面说革胡招人，我们大陆乐团什么都向西洋看齐，到今天也是，直接大提琴拿来就用。而1993年台湾对革胡的考试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台湾包括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都非常尊重，这一条河流没有停止。乐团对指挥的尊重、团员的尊师都是如此，我1993年第一次在台湾做客席指挥，1995年去高雄实验国乐团做指挥，都可以体会他们对传统的重视。
1996年，香港中乐团邀请我担任音乐副总监，而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首席指挥彭修文先生担任音乐总监。彭先生点名让我当他的副手。那时我非常高兴，因为他是我永远的偶像。我想如果在彭修文先生担任香港中乐团音乐总监时我能当他的副手，就好像第二次上大学、读研究生一样。我很高兴，就答应了。高雄国乐团知道了之后，就说如果香港中乐团这种知名团体能把你请过去，我们感到很光荣，因为我和他们的合约应该到1997年10月才完成，但我和香港中乐团合约则从6月1日就开始了。后来彭修文先生不幸突然罹病、去世，香港政府就要求我临危受命，去当音乐总监。我接受了，冲上第一线。1997年经历了政权交接。2001年通过乐团公司化，我的职称改成艺术总监至今，工作二十多年了。
记者：香港能为中乐的发展做出什么贡献？与此同时，其它地方的中乐又能为香港中乐的发展做出什么促进？
阎惠昌：我当时在学校读书时，是文革后的第一期，我的专业是民乐，系是民族音乐作曲系，分了三个专业作曲、理论和指挥。我快毕业时，听了林岳培大师的《秋决》、《昆虫世界》，以及吴大江先生的作品，我们觉得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在学校里学的东西。我们没想到民乐的这种形式可以做出这种声音来。
那个时候，李焕之作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主席，来到香港参加亚洲作曲家联会，很多内地音乐家第一次来这边，听香港中乐团介绍他们的作品，都非常讶异。他们把这些乐谱、录音带回内地，在音乐学院里面真的掀起波澜。包括像谭盾这样的音乐家，和我们都是一届的，而香港中乐团音乐总监吴大江、作曲家林岳培，这些人就像一颗种子一样，永远种在我们的脑海。我、谭盾，还有很多作曲家，都是从香港中乐团的这些作品里面得到了启发、开阔，让自己的大脑开放性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