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李光耀提倡“学华文效益高”。我在新加坡看到他们的社区学校华人乐团发展得很好。我在新加坡工作三年，期间我担任很多华乐比赛的评判，他们都做得非常好。几个学校会联合起来，将内地很棒的民族乐团的音乐家请来，当他们的联合导师，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的学校华乐团的水准很高。
新加坡教育部对学校文化很重视，乐团人数越多，政府给的资助比例越高，因此新加坡的学校华乐团都是80人甚至100人的大乐团。那时，新加坡多数华乐团还是在人民行动党下面，为人民行动党服务，作为执政党在社区的纽带，而并不是作为专业乐团去营运。当时营运的专业乐团人很少，我去的时候才三十几个人，我演一场音乐会要排三个月，因为70人乐团就意味着要找四十多个业余的人，有银行的、报社的、中学教书的以及学生，一星期只能排两次课程，老出现锣齐鼓不齐的状况，三个月下来到演出当天下午彩排，奏出第一个音符时，人才总算到齐。所以专业水平有限。
新加坡奉行民族平衡政策，早前华乐团、马来乐团、印度乐团这三大乐团，政府对谁都不能添一点，就怕不平衡、有麻烦，明明华人占多数，也不敢偏袒。到了1996年，随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经济起飞，新加坡政府看到中国地位的提高，就觉得可以把旗子打正，成立了新加坡国家华乐团，政府的总理、副总理当赞助人，向世界招生，模仿香港中乐团，向香港中乐团学习、借鉴，促进他们的华乐发展。
1993年我还在新加坡工作时，获得当时还是台湾“文建会”下属的“台湾实验国乐团”、即今天的“台湾国乐团”的邀请，第一次踏入台湾宝岛举行音乐会。我排演了几乎所有的我们的文人音乐、文曲，还有我自己的交响乐作品。那时候，在台湾从来没有大陆音乐人过去做那么长时间的训练，我去训练两个星期。有可能是我曾任中央民族乐团的首席指挥、国家第一批一级指挥的背景，他们就邀请我。
当时指挥乐团，他们的教育机构也给我发聘书，使我成为第一个有大陆身份、作为他们招收新团员的评委。“台湾国乐团”的文化给我以很深的印象。例如革胡专业招生，一般来说革胡专业都是拉大提琴出身的，但台湾要求除了要演奏大提琴，指定的乐器必须要会革胡；不但要会五线谱，还要会简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