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不管我去新加坡还是台湾，香港中乐团一直是民乐人向往去的地方。1996年下半年我入职香港中乐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香港中乐团所有的资料，因为要策划1997年我的第一个乐季。当我打开香港中乐团所谓的“红本”——因为本子有红色的硬皮，那是香港中乐团的曲目登记表——看到它演奏过的曲目序号已经排到三千多的时候，我根本不相信我的眼睛。我在中央民族乐团是国家级的乐团，我们的作品在那个年代、各式各样加在一起，有五百首大家就觉得不得了了。当年，曲目最多的应该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可能有五百首，但中央民族乐团那时候还没有五百首。香港中乐团三千多首的数字让我非常惊讶。同一时间，我也看到当年香港中乐团委约、委编的作品序号也已经达到一千三百多首。
可以看到，香港中乐团在交响化和国际接轨职业化方面，肯定走在全世界所有民乐团的最前列。或许内地会有人问，我们是发源地，怎么可能比他们差？但我就是内地出来的，而且是国家级乐团的首席指挥，当看到他们乐团的素质之后，不得不去信服这样的乐团所走过的道路。1997年我来的时候，香港中乐团成立还不到二十年，就已经累积了这么多作品。而他们合作过的民乐家，内地基本上有名有姓的全都请过。可在那个年代，内地的乐团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中央的乐团不奏广播的乐曲；广播的乐团也不奏中央的乐曲；北方的乐团不奏南方的乐曲；南方的乐团也不奏北方的乐曲；互相之间很少来往。
对比香港，可以看到当时那个年代，内地民乐团还没有专业化运作的机制，也没有和国际接轨。一个职业乐团和国际接轨的标志是什么？乐季。当时中央乐团有乐季，像“星期音乐会”，也就是现在职业乐团的乐季了；但民乐团还没有。在1996年我来香港中乐团交接工作时，它就已经进入第十九个乐季了，它和内地几乎所有的中乐演奏家都合作、邀请过，指挥家像彭修文先生、刘文金先生也都合作过。
香港中乐团为什么能在国际上广泛地成为别人模仿的对象，就因为它的制度适合和国际接轨，整个运作也都是非常国际化的，包括和音乐家的签约制度。1987年，我第一次给香港中乐团做客席指挥，我回去之后在中央民族乐团开玩笑说，香港政府真厉害，请一位专家、献出精湛的音乐会之余，临走时还拧一下、榨一点油出来。他们让我填一封演出后的评核报告，包括对乐团编制有什么看法、应该加强哪个地方、吹拉弹打四个声部每一个都做一个评估、哪一个声部最好、哪一个需要加强、技术上存在什么问题、音乐会表现如何、对未来乐团有什么建议……希望我留下宝贵意见。我看完后感觉，临走被人扒一层皮，但扒得特痛快。我就说，我们内地的乐团什么时候也能像香港中乐团那样运作，可以广纳贤人博士，给我们很好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