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市档案馆珍藏的清末宜昌照片中,一只只贩卖货物的木船,密密麻麻地停靠在江边。史料对宜昌的商贸繁荣也有着直观的记载,江面上“帆樯如林,首尾相接,蔚为壮观”,城外码头“日有千人摇橹,夜有万盏桅灯”。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宜昌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之后,西方列强辟租界地,设领事馆,开洋行,建教堂,城区逐渐发展扩大。曾经人迹罕至的一片坟场,变成了繁华的解放路商业区,江面上铁轮取代了木船,数不清的中国棉花、布匹远销海外,一时间形成万商云集之势。

19世纪末期,依水而建、因码头而繁荣的宜昌,从一“规模并不甚宏廓,商业亦不甚炽盛”的“荒寒之村市”,一跃成为长江航线上最重要的转运商埠和湖北三大商业城市之一。

抗战之前,这座城市已有73种商业、2032家商户,形成南北约5公里、东西约半公里,大小街道260多条的商埠区,成为在湖北仅次于武汉的第二大城市。

李敏昌认为,正是由于宜昌地理位置优越和繁荣的商贸,吸引了追逐利益的西方列强,促成了英国人在宜昌开埠,而不是倒过来说西方列强在宜昌开埠促成了宜昌的兴起。

　　因战争而衰落

宜昌市东山公园,也是这座城市的烈士陵园,园内的一个小山坡上,郁郁葱葱的绿树围着一座红色亭子,上书“东山草堂”,亭内石碑上写着“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公祭纪念碑”。

1938年10月开始,当卢作孚的轮船装满工业物资和人员到达重庆后,这些船又在重庆满载出川奔赴前线抗日的兵员顺江而下。

宜昌地处长江三峡西陵峡口,“上控巴蜀、下扼荆襄”,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武汉沦陷后,宜昌成为拱卫陪都重庆和大西南的最前哨。

1940年4月中旬,日军调集15万兵力,企图将中国军队第五战区主力围歼于枣宜(枣阳、宜昌)地区。为了阻止日军进犯,第五战区确定分左中右3个集团军,采取“分路挺进敌后袭击日军,主力向两翼外线转移,相机与日军决战”的方针,并调集6个集团军,共21个军56个师的兵力参加作战。此次会战,史称“枣宜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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