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泉是个土生土长的宜昌人,青年时听着父辈们讲述1938年秋季的宜昌,想象着国土渐次沦丧中国人逃难的场景。20多岁时,他每次试图在脑海中拼接出那时的画面,“内心都深受震动”。

1938年10月,“以空间换时间”战略下的武汉会战,最终以武汉的沦陷结束。300公里外的宜昌,原本只有10万人的城市,涌进3万多难民,从城区到江边,大街小巷挤满了人,所有的旅店、客栈、学校被住满后,不少人只得栖身屋檐下或露宿街头。

焦急等待“换乘”入川的人群中,有一万多名随工厂转移的工程技术人员,300名金陵大学教职员和学生,包括陶行知、老舍、李四光、曹禺、张大千、赵丹等一大批社会名流,以及源源不断撤回的负伤将士以及难以统计的难童……

　　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

1938年秋,宜昌数公里长的江滩上,已被亟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而在长江上空盘旋的敌机,已开始对宜昌展开疯狂的轰炸。

10万吨军工民用企业的重要机器设备,3万余名工人、难民,急需转移入川。然而,当时宜昌以上的长江上游河段运输能力极为有限,能在这段河道行驶的只有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两艘外轮。而民生公司单船运载能力只有200—600吨,按这样的运力计算,将全部物资和人员转移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

更为严峻的是,10月中旬以后,长江上游适宜较大轮船航行的中水位,只剩40天左右,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便无法入川。

40天内,要完成需要一年时间的物资人员转移,这无疑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运。

1938年10月23日,在中国薄弱的工业基础存亡之际,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到了宜昌,组织指挥这场炮火下的抢运。

这位当时的“中国船王”,在1925年以艰难筹措来的少量资金,订造了一艘70吨的内河小轮船,创办民生公司。经过他的悉心经营,这家公司很快发展成为川江轮船航运业的劲旅,与美国等外国轮船公司展开竞争,航线从四川省延伸至长江全线,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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