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容忽视的是,上级部门普遍将整治形式主义打包成一项专项任务甩给基层,导致基层自己上报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基层为此可能不敢提真问题,或者是自己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贾佳告诉澎湃新闻,从2022年起,上级部门就要求解散清退僵尸群,定期填写某某部门无效群主清理表,并把工作群总数控制在2个以下。但在她如实填写有两个工作群时,领导要求她改填0,避免成为负面典型。
蒋雯也收到了解散僵尸群的通知。为控制工作群数量,她不得不解散一些群,又重建一些群。商务局外联事项较多,设有区里、镇街考核群、公平竞争群等。有的群一年只用几次,但每年都要用,解散群反而增加了工作成本。在赵玉林看来,一刀切的减负方式不够科学严谨,没有充分考虑职能部门工作性质的不同、基层的真实需要大领导在群里,小领导怎么给下属布置任务?
唐强则表示,僵尸群躺在通讯录中,解散与否都对他们的工作影响不大,只是对上级部门展示整治形式主义的成效有帮助。论文《压力型体制下基层减负政策执行困境与优化路径》中提到,自2019年基层减负政策实施以来,各地出现许多共性问题。为了完成基层减负绩效考核,基层注重处处留痕,向上级展示减负成效,增加基层工作量,出现了名义上的减负。
与此同时,涉及上级部门的真问题,如频繁迎检、工作任务摊派、多次召开整治形式主义工作动员会、文件不经筛选,击鼓传花式流转,身处基层一线的乡镇干部却又不敢填写。唐强提到,他所在乡镇的新建小区,如在三年保质期内出现渗漏问题,应由开发商和负责项目验收的区住建局解决。但有居民投诉后,区住建局退回工单,任务就可能落到村镇建设办公室,因为属地责任,乡镇部门变相承担了上级部门的本职工作。
“乡长每日管开会,开罢大会开小会,区县乡村干部会,计划生育妇女会……”这是20多年前流行的越剧现代戏《巧凤》里面的唱段,生动诠释了当时浙江基层干部开会多、忙于应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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