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华是“元老级”外卖骑手。她从2017年开始送外卖,曾作为优秀骑手代表被外卖平台邀请去杭州总部参加年会,也做过西南某市“单王”。最忙的一个月,她“几乎长在电瓶车上”,单月收入突破两万元。但自从那次受伤后,她的身体情况已不允许她继续送外卖。2022年,她和儿子在租住的小区里开了一家小卖铺,至今以此为生。
刘丽华说,2022年,她整年都要靠一个老年助力车行走。然而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是那个曾让自己感到骄傲的外卖平台,出事后“将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刘丽华并非与外卖平台直接签署劳动合同,而是与一家第三方劳务平台签的《服务合作协议》。协议中明确了双方关系为“平等的服务合作关系”。“这份协议必须每年一签,不签就接不了单。”刘丽华告诉新京报记者。
原本刘丽华认为自己是送外卖途中遇车祸,应属工伤,外卖平台会负责赔偿,但外卖平台表示双方没有雇佣关系,刘丽华是与第三方劳务平台签署的合同。而第三方劳务平台表示,双方是“平等合作关系”,只能配合走保险。最终,刘丽华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却只拿到了18万元的保险赔付。而此时她的医药费已经花去23万元。
类似案例还有很多。近日,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法院从已审结的劳动关系争议案件总结发现,快递员大多未与快递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是通过平台签订《服务协议》。这些《协议》虽然具体名字不同,但内容与蔡永所签的基本相同,都有“适用《民法典》不适用《劳动法》”“双方为合作关系,非劳动关系”等条款。这些快递员在工作中发生意外后,往往会与快递公司就工伤认定问题陷入争议之中。
2024年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解仲裁司仲裁处副处长徐川江在接受央广网采访时表示,平台用工往往涉及多个企业主体,不同企业借助统一的平台进行运营管理,企业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层层转包的关系确实比较普遍。
42岁的某电商平台仓管员蔡永在出租屋内猝死,几天后才被发现。警方鉴定为猝死。蔡永此前一直做生意,前几年生意失败后转到北京地区的某电商平台门店任职,从送菜员做起,曾做过站长,去世前是一名仓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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