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虎才分析认为,《服务协议》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配合新业态经济出现的灵活用工模式,双方应该是平等的合作主体,不存在单向管理与被管理、安排与被安排的情况。但现在《服务协议》存在被某些平台滥用的情况。他们事实上是传统的上下级劳动关系,但通过劳动关系外包、诱导劳动者签署《服务协议》等方式,在法律层面将双方变成了合作关系。《服务协议》成了许多用人企业故意规避用人风险、逃避法律责任的手段,蔡永就是典型案例。
根据《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早期外卖市场发展时,平台自己雇佣骑手,与他们签合同并缴纳社保。随着竞争激烈,用工方开始使用兼职人员,第三方劳务公司介入平台方用工。平台除了将兼职人员劳动关系外包给第三方劳务公司,传统模式下的全职骑手的劳动关系也逐渐被外包。此后,第三方劳务公司又批量引导劳动者通过各类灵活用工平台,将自己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劳动者稀里糊涂成了自己的老板,送出的每单外卖都成了从用工方那里承包的项目,劳动者与用工方的关系变成风险自担的合作关系。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系主任孟泉调查发现,目前各类平台的众包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职业都是劳动关系外包的重灾区。保障差、保额低、维权难是他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类似案例还有很多,许多快递员未与快递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是通过平台签订《服务协议》。这些《协议》虽然具体名字不同,但内容基本相同,都有“适用《民法典》不适用《劳动法》”“双方为合作关系,非劳动关系”等条款。这些快递员在工作中发生意外后,往往会与快递公司就工伤认定问题陷入争议之中。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解仲裁司仲裁处副处长徐川江表示,平台用工往往涉及多个企业主体,层层转包的关系确实比较普遍。许多用工企业为了压低用人成本,故意设计这种外包的用工方式。许多第三方劳务平台面对劳动者的索赔根本没有支付能力。劳动者在用工平台面前议价权极低,即便知道自己并非同直接用工平台签署合同,也依然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平台方牢牢掌握着话语权:要么签合作性质的《协议》,要么走人。
疯狂卷低价的电商平台,似乎开始集体转向了。不到一周时间,抖音、淘宝相继传出调整低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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