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其实处于一个小冰河期。不仅冬天严寒无比,明朝灭亡后的1650—1700年更是整个小冰河期中最寒冷的时段,连岭南都会下雪。但即便是在冰期,依然会出现高温炎热的夏季。
清康熙十年(1671),先是经历了罕见的酷寒严冬,连长江都结冰了,“寒凝异常,江水冻合”;跟着又来一个低温寒冷的春季,湖南江西冻死一大片柑橘和毛竹——然后突然一个高热的夏天现身。华北和长江中下游成了两大片高温区,河北邢台七月初二这一天就热死数百人,江西新建“六月酷暑,行者多毙”。
这一年中气候从酷寒到酷热的极端变化,实为史上罕见。但要论绝对热度,1671年或许还是比不上1743年,毕竟那一年号称有史记载以来最热的夏天。
贰
清代以前,有关高温天气的记载无法精确,只能以“恒燠、酷热、炙热、炽热、晴热、极热、热伏”来表达,难以考证气温具体是多少。
1669年,传教士南怀仁制作了一架空气温度计进献给康熙,并于两年后出版了《验气图说》专门进行说明。但南氏的温度计缺乏固定的温标划分点,只能测出温度的相对变化。
1742年,瑞典科学家安德斯·摄尔修斯(AndersCelsius)提出了“摄氏度”(符号为℃)的温标概念,但远未被广泛接受。当时科学家常用的是拉谋氏温标,即以法国科学家拉谋(Raeumur)命名的、设水的冰点为0度而沸点为80度的温标。来华的法国传教士AntoineGaubil(宋君荣),则使用新式的酒精温度计以拉谋氏温标来记录气温。
1743年是清乾隆八年,三十二岁的清高宗弘历还不知道即将迎来一个怎样的夏天。从农历五月开始,华北的天气就明显比往年更热,《清高宗实录》载“溽暑炎蒸,甚于往岁”。学者王先谦著有《东华续录》,称“六月丙辰,京师威暑”。一个“威”字,热浪的压迫感扑面而至。
清袁江《骊山避暑图》
华北各地地方志,“人多暍死”是这一年最常见的语句。河北《正定县志》记载,最热的时候有“焦气触人”。《高邑县志》记载,如今石家庄市的高邑县,就算连墙脚的背阳处都热得如火烧一般,中午时连铅锡等金属都被晒化。《浮山县志》记载,山西临汾浮山县“道路行人多有毙者”。《天津县志》记载,“土石皆焦”,屋顶上的瓦片都被晒裂。《安新县志》记载“鸡子不抱成”,不用母鸡孵蛋、小鸡自己就出来。
1722年就来京居住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已经算是中国通和老北京了,他没有见过这样的高温,他在写给巴黎国家科学院的报告里描述:
“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像1743年7月这样的高温了……7月13日以来炎热已难于忍受,而且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这些人往往突然死去,尔后在路上、街道或室内被发现,这主要发生在贫困区,死者多为贫民……高官统计,7月14日到25日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11400人死于炎热……”
更重要的是,宋君荣在教堂里用酒精温度计记录下了每日的气温变化。后来的中国国家气象局古气候研究室,对宋君荣的数据经过研究换算发现:1743年7月20至25日这6天,京城气温均超过40℃,7月25日更创下了中国史载最高气温纪录44.4℃,地表温度达65℃。
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普查历史文献中的炎夏气候事件,明建文二年(1400年)后,酷热记载数量最多的即首推1743年夏天。这次酷热影响了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等所在地区,看似范围有限,然而从酷热景况、炎热程度和危害深重来讲,堪称历史之最。
乾隆除了安排赈灾之外,也赋诗一首《热》以为纪:“冰盘与雪簟,潋滟翻寒光,展转苦烦热,心在黔黎旁。”只是虽然他宣称心同百姓在一起,但毕竟远在承德避暑山庄,寝宫就有大冰块、面前有冰镇瓜果、背后有宫女打扇,算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清郎世宁《香妃消夏图》
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如下:12日(周日)下午,天气晴朗,偏北风3级左右,偶尔阵风可达到5、6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约为29℃,山区则在26至29℃之间,相对湿度较低,仅10%
2024-05-12 12:34:14北京明后两天晴晒气温超30℃6月17日下午15时46分,北京气温达到37.2℃,创下今年来的气温新高。高温暑热天气下,圆明园、颐和园等旅游景区,游人们或打伞、或在树荫下,以躲避烈日暴晒。
2024-06-18 08:21:51气温未来一周,重庆将面临持续高温天气,从8月21日至27日,40℃以上的极端高温可能天天“报到”,气温极值或逼近43℃。为此,重庆市已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提醒市民务必采取有效措施应对酷暑
2024-08-21 21:05:12重庆未来7天持续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