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3年，他测出北京气温超44度

1129年，那是一个夏天。49岁的赵明诚心急火燎，奔赴建康（今南京）觐见宋高宗赵构。不料这一年天气也如火燎，赵明诚只顾赶路忘了防暑，热出病来无药可治，于是46岁的李清照成了寡妇。

在没有电扇、冰箱和空调的古代，高温实在难熬。南宋诗人陈造的《立秋日》一诗，首句就是“酷暑如酷吏，顷刻不可对。”古代将异常高温称为“燠（yù）”，将中暑称为“暍（yē）”。《宋史》卷六三记载了赵明诚离世六年后的又一次酷热，“（1135年）五月，大燠四十余日，草木焦槁，山石灼人，暍死者甚众。”

元代以后，华北地区的北京成为政治中心，关于天气的记载因此往往也较其他地区更详细。热死百人乃至万人者，也是史不绝书。但毕竟每个人对热的感受是不同的，直到1743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法国传教士用酒精温度计测出相当于今天44.4℃的温度时，可能人们才能直观感受到“热成啥样”。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壹

气象学家竺可桢研究发现，在公元1900年以前，中国气候史上出现过四个寒冷的冰期，相应也有四个炎热的暖期。当处于暖期时，夏季极端高温天气就会频频出现。

公元1400年以前，高温热浪天气涉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发生于南宋嘉定八年（1215），今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省均遭受热灾。热灾又导致旱灾，《宋史·五行志二》记载：“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由于极度缺水，“江淮杯水数十钱”，普通百姓哪喝得起价贵如油的一杯水？因而死者众多。

南宋佚名《槐荫消夏图》

宋朝热完明朝热。明成化十六年（1480），经历半月酷热后北京城中车疏人稀，沿街中暑倒地者不在少数，附近的大兴、宛平热毙者百余人。明嘉靖九年（1530），江南一带酷热，被热死的人多得连制造棺材一时都来不及。热灾不但导致五谷禾稼统统焦枯，更导致了传染疫病的大流行。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大学士方从哲上书言：“赤日流金，土焦泉涸，都城内外，疠疫盛行。”

在气候温暖期内接班的崇祯帝，运气确实差。从执政开始就是连年旱灾蝗灾，而天气看起来也根本不准备给他喘气的机会。明崇祯九年（1636），又碰上一个超高温夏天，河北、山西、陕西地方志记载“人多暍死”，江南则是“触暑僵死”，再加上满篇累牍异口同声的全国“大饥”“大荒”“大旱”“大歉”“大疫”“民相食”，崇祯每一天确实也焦头烂额。至于北方的皇太极将后金的国号改为清、南方的反贼李自成接替了高迎祥成为新一代“闯王”，就更加无暇顾及了。

明题款仇英《凉亭消夏图》

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其实处于一个小冰河期。不仅冬天严寒无比，明朝灭亡后的1650—1700年更是整个小冰河期中最寒冷的时段，连岭南都会下雪。但即便是在冰期，依然会出现高温炎热的夏季。

清康熙十年（1671），先是经历了罕见的酷寒严冬，连长江都结冰了，“寒凝异常，江水冻合”；跟着又来一个低温寒冷的春季，湖南江西冻死一大片柑橘和毛竹——然后突然一个高热的夏天现身。华北和长江中下游成了两大片高温区，河北邢台七月初二这一天就热死数百人，江西新建“六月酷暑，行者多毙”。

这一年中气候从酷寒到酷热的极端变化，实为史上罕见。但要论绝对热度，1671年或许还是比不上1743年，毕竟那一年号称有史记载以来最热的夏天。

贰

清代以前，有关高温天气的记载无法精确，只能以“恒燠、酷热、炙热、炽热、晴热、极热、热伏”来表达，难以考证气温具体是多少。

1669年，传教士南怀仁制作了一架空气温度计进献给康熙，并于两年后出版了《验气图说》专门进行说明。但南氏的温度计缺乏固定的温标划分点，只能测出温度的相对变化。

1742年，瑞典科学家安德斯·摄尔修斯（AndersCelsius）提出了“摄氏度”（符号为℃）的温标概念，但远未被广泛接受。当时科学家常用的是拉谋氏温标，即以法国科学家拉谋（Raeumur）命名的、设水的冰点为0度而沸点为80度的温标。来华的法国传教士AntoineGaubil（宋君荣），则使用新式的酒精温度计以拉谋氏温标来记录气温。

1743年是清乾隆八年，三十二岁的清高宗弘历还不知道即将迎来一个怎样的夏天。从农历五月开始，华北的天气就明显比往年更热，《清高宗实录》载“溽暑炎蒸，甚于往岁”。学者王先谦著有《东华续录》，称“六月丙辰，京师威暑”。一个“威”字，热浪的压迫感扑面而至。

清袁江《骊山避暑图》

华北各地地方志，“人多暍死”是这一年最常见的语句。河北《正定县志》记载，最热的时候有“焦气触人”。《高邑县志》记载，如今石家庄市的高邑县，就算连墙脚的背阳处都热得如火烧一般，中午时连铅锡等金属都被晒化。《浮山县志》记载，山西临汾浮山县“道路行人多有毙者”。《天津县志》记载，“土石皆焦”，屋顶上的瓦片都被晒裂。《安新县志》记载“鸡子不抱成”，不用母鸡孵蛋、小鸡自己就出来。

1722年就来京居住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已经算是中国通和老北京了，他没有见过这样的高温，他在写给巴黎国家科学院的报告里描述：

“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像1743年7月这样的高温了……7月13日以来炎热已难于忍受，而且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这些人往往突然死去，尔后在路上、街道或室内被发现，这主要发生在贫困区，死者多为贫民……高官统计，7月14日到25日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11400人死于炎热……”

更重要的是，宋君荣在教堂里用酒精温度计记录下了每日的气温变化。后来的中国国家气象局古气候研究室，对宋君荣的数据经过研究换算发现：1743年7月20至25日这6天，京城气温均超过40℃，7月25日更创下了中国史载最高气温纪录44.4℃，地表温度达65℃。

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普查历史文献中的炎夏气候事件，明建文二年（1400年）后，酷热记载数量最多的即首推1743年夏天。这次酷热影响了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等所在地区，看似范围有限，然而从酷热景况、炎热程度和危害深重来讲，堪称历史之最。

乾隆除了安排赈灾之外，也赋诗一首《热》以为纪：“冰盘与雪簟，潋滟翻寒光，展转苦烦热，心在黔黎旁。”只是虽然他宣称心同百姓在一起，但毕竟远在承德避暑山庄，寝宫就有大冰块、面前有冰镇瓜果、背后有宫女打扇，算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清郎世宁《香妃消夏图》

叁

1743年华北炎夏事件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也是在人类活动规模和二氧化碳排放水平较低时出现的极端高温实例。之后的中国，夏天再热，气温暂时也还没有高出这一次的。

但没有那么热，一样会热出问题。1870年夏天又是出奇的炎热，高温导致疫病流行，法国传教士在天津开办的育婴堂有三四十名孤儿病亡。此时民间出现谣言，说孤儿是被外国修女用作药材而死，于是群起而攻之，不仅杀死了育婴堂中的10名修女、40名中国信徒、多名神职和领事馆人员及他国游客，还焚烧了法国驻天津领事馆及多间教堂，造成影响巨大的“天津教案”。

二十世纪以来，夏季华北温度最高的1942年和1999年，跟1743年的气候类型相似：都是华北及黄淮地区干旱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多雨，呈相同的北旱南涝格局。从太阳活动而言，三个炎夏年份所处的太阳活动周位相也相似。

南宋佚名《柳院消暑图》

但工业革命前后毕竟有所不同，温室效应的叠加、空调数量的剧增，都让高温极值虽然未必刷新、凉爽的夏季却越来越久违。极热地区早已不止华北，南方长江流域的重庆、武汉和南京一直有“火炉”之称，而南昌、长沙、杭州、福州近年来也不时高居全国高温城市榜首。当号称“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天府之国也比肩重庆、连日成为全国最高温地区之时，炎热造就的印象无疑较之以往更为深刻。

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中国所处的东亚大陆一直是世界上同纬度地段冬天最冷、夏天又最热的所在。每年经历严寒酷暑的国人，血脉里有更强悍坚韧的基因：祖先们没有空调都挺过来了，现在应该也能挺过去。何况要是从冰箱里取出冰饮，再把空调温度调低闭上眼睛，就比两百多年前的乾隆过得还惬意。

1743年，他测出北京气温超44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