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党成孝谈《哈耶克论哈耶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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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25 15:11:58 当当网

哈耶克觉察到，削弱个人自由的二十世纪实践有着共同的德国起源，它以对理性的肯定为标志，体现为人为制度重构的雄心：“人类有意的设计会按照预先构想的模式来改造社会。这种状况所激发的社会野心和政治野心，受到当时德国流行的哲学倾向的有力支持。”（《自由秩序原理》第十六章）其典型是十九世纪德国实践中，以公共行政的法制化和规范化为目标的“法治国家”（Rechtsstaat）构想将法律执行视为行政权唯一的正当职能，与管理科学相配合，催生了对行政活动进行司法监督的专设机构，即行政法院的产生。后者自成为行政机构的一部分起，就在法律实证主义的影响下，日渐沦为纯粹授权性程序的空洞形式，从而使政府意志的贯彻愈发不受限制，最终表现为对个体的压制。

而如果说德国提供了建构理性的实践样式，那么法兰西思想则为此负有观念和理论层面的责任。孔德提出以理性能够证实其结果的道德规则来替代“启示的伦理学”，构成理性滥用所产生的“科学主义”的直接结果。再向前，“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一些法国思想家中间，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发展，它们结合在一起，开始向扩展秩序的中心价值和各项制度提出了有效的挑战”（《致命的自负》第四章）。这其中又以卢梭的“人民主权”观念为代表。“人民主权”赋予多数人统治以无限正当性以及不可限制的权力，就此使制度脱离了保护个人自由的范畴，成为共同体意志的表达和护卫：“卢梭让人们忘记了，行为规则必然是限制性的，它们的产物是秩序。”（同前）解除限制的“人民的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所实现的是集体或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而个体得到的只有义务。

这种对集体无限自由的主张被哈耶克视作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传统影响下“高卢自由”的表现，它根本上动摇了伴随私有财产权的出现而得到保护的个人自由。后者肇始于雅典与罗马的制度精神，在现代则体现在英国的实践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表述中，构成“盎格鲁自由”的内核。这是贡斯当古代人和现代人自由区别的重述：悲剧性的法国大革命的实质是时代措置式的对古代人自由，也即政治自由的追求。只是在哈耶克看来，这种政治自由的源头并非在雅典与罗马共和制中，而在其制度与法律始终着眼群体性目标的斯巴达。于是，自十八世纪“高卢自由”兴起而后的脉络，“基本上是法国式的政治自由的观念实际上渐渐地取代了英国的个人自由理想”（《自由秩序原理》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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