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党成孝谈《哈耶克论哈耶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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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25 15:11:58 当当网

不过，目睹极端实践产生的忧惧基调成为护卫个人自由的压倒性动机，这一定程度上使哈耶克忽视了被他放置于观念铁幕另一端的、归为建构理性之下的诸多理论和概念之间的差异性。他并未试图论述“高卢自由”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一条严密的反对个人自由的逻辑线索，反而将道德功利主义、“人民主权”观念以及契约论甚或绝对主义不加区别地放置在一起，似乎忽略了即使以个人自由为参照，它们各自对哈耶克固守之物的背离并非等距。而当他仅以为国家的广泛介入留有可能契机而批判功利主义时，我们似乎看到哈耶克自己在捍卫个人自由方面表现出的绝对化倾向。这种倾向体现为一种“国家主义”批判的泛化：他甚至将集体主义追溯到国家理由学说，宣称“国家理由（raisond'état）是集体主义道德最明确的表述，它的唯一界限就是利害权宜”（《通往奴役之路》第十章）。

反过来，将“盎格鲁传统”下个人自由的线索以私有财产权之由回溯到雅典和罗马，以便拉长这场斗争的历史时间线，似乎也颇颠覆惯常理解。芬利曾将希腊人的经济模式视作嵌入式经济，以为其追求的并非经济利益最大化，相反，经济追求附属于在城邦公共领域对政治和社会地位的追求。因此，希腊世界的私有财产权是否如同哈耶克所言“助长了私人目标多样化的秩序”（《致命的自负》第二章）是存疑的。如同汉娜·阿伦特看到的，古典世界的私有财产权意在使人能够从必然性中得到解放，从而投入公共生活，故而私有财产是作为公民身份的奠基而存在的，它所护卫的是政治而非个人自由。这与哈耶克意义上的私有财产在目的上几乎有着云泥之别。

另一方面而言，哈耶克的论证似乎在诸多面向上都与被他归为建构理性阵营的观念存在某种亲缘性。例如，尽管强调个人自由的天然正当性，认为“在事先确定自由之效果将有益于人的前提下赞同的自由不是自由”（同前），但他对个人自由的辩护却时常陷入他所批评的功利主义论证中。特别是当他在辉格史学的进步观念下考证自由的变迁史时，几乎难以避免从对文明的推进这一视角阐述个人自由的正当性。此外，哈耶克常以有机体来拟喻存在自发演化机制的社会，但同时又决然拒绝承认民族或民族国家作为有机体的抽象凝结而存在的正当性，后一种观念为不少被他归为建构理性的十九世纪有机论者所持有。他唯着眼于讨论作为演化后果的风俗、习惯及其所带来的微弱的民族特性，而将超出这个界限的存在一并视为人为建构的结果而加以刻意回避，也就由此在国家问题上显得与他所批评的观念界限不明。“政府实施的强制，应非人格化，并受制于抽象的一般原则”，就此，“如果‘统治’就意味着，强制贯彻不考虑特殊情况之条件下而被制定出来、对一切同样的情况都适用的普遍规则，在这种意义上公民可以被统治”（《自由秩序原理》第十章）。哈耶克对公共权力边界的描述，与卢梭的“人民主权”背后的“普遍意志”如何以法律形式运转的描述似乎并无本质差异。

诸多颇令人生疑的部分，或许只有在对哈耶克生平的重新关照下才能得到恰当的解释。他在自传性对谈以及论辩中反复提示的是“危险”及其可能的后果。的确，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政治灾难以及战后长久的分裂现实，都促使他站在一个更为节制与个人化的自由立场上，从而难以诉诸任何抽象的总体性原则；而同时对这种立场的捍卫在现实的驱赶之下，又显得颇为急促与武断。对“危险”的意识始终构成他的基本底色，也或许是这道观念铁幕如此构筑的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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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卢其龙 CN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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