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哈耶克并不意图面向未来做出任何论断或预言。促使他在四十年代从研究货币和资本理论转向研究理性滥用问题的动机,是对当时整体状况的回溯性追问:“启蒙运动在十八世纪所允诺的、伦理学与物质层面在十九世纪的进步,怎么会在二十世纪导致了如此野蛮的冲突?”(21页)故此,对二十世纪政经实践的评述与介入尽管是哈耶克最为人所知的部分,却是他观念构成的起点。从《科学的反革命》开始,一项按迹循踪式的工作即在有意识地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方面,他将造成二十世纪政治灾难的建构理性的起源,指向十九世纪法国“科学主义”的代表圣西门和孔德等人,而后更是上溯到现代思想开端的笛卡尔以及卢梭那里。另一方面,哈耶克取道托克维尔和阿克顿勋爵,将与之对应的自发秩序传统一路追溯到苏格兰启蒙运动(参见《致命的自负》第一、第五章及补论)。如《哈耶克论哈耶克》一书编者所提及的:“哈耶克通过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和亚当·弗格森把观点的起源上溯至伯纳德·曼德维尔那里。”(31页)这个分野被进一步描绘为“英国的思想”(《通往奴役之路》第一章)与大陆思想(“德国的思想”以及“法国启蒙运动传统”)的对立。他曾借用桑巴特的表述,将其形容为“英国商业文明”和“德国英雄文化”的思想内核间的冲突(《通往奴役之路》第十二章)。而在其观念划线中,霍布斯和密尔几乎被他驱赶到了大陆阵营,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则与一众英伦思想家并列,成为其观念盟友。由此,现代思想从源流上被一分为二,一道哈耶克式的思想史的观念铁幕就此被构筑。
二
这道铁幕是如何展开的?
哈耶克以“个人自由”,即免于干涉的或消极自由为锚点,视其为文明进步的基本动力。他的现代思想史观念轴线,就围绕着对个人自由的申张与压制划开来。体现于二十世纪两大政治实践中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普遍军队化,是个体自由在十八世纪以后的进展所造就的,同时构成其反噬的极端形态。根本上说,以工业技术的进步为表征,个体自由导致的个人活力解放造就了物质境况的改变,使人产生了对理性控制和改善命运的无限信心。因此,“自由主义的衰退,正是它的成功所造成的”(《通往奴役之路》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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