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券商的规模来看，不乏中信证券、海通证券等知名上市大券商。
在刘俊海看来，这一方面与这些券商的内部质量控制体系有关，“这是最核心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当前IPO保荐生态不正常有很大关系。
刘俊海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现在有很多券商的投行部基本是实行承包制，一个IPO业务从头至尾只有一个团队在做，券商的法律部和合规部门也成摆设，缺乏有效内部监督，肯定会出现把关不严问题。一些券商也因此被处罚过，但还是屡屡犯错。不过，国内也有一些公司做得很好，如中金公司，他们引进了国外的内控体系，不同的团队分段做IPO业务，有人负责尽职调查，有人负责文书撰写，有人负责合规审查等，互相监督。”
刘俊海认为，现在券商之间的IPO业务竞争非常激烈，根本不是打质量战，而是打价格战，“一些中小券商也在搅局保荐市场，你出价3000万元，我就出价2000万元，互相压价。所以券商就是谁能揽到活谁就赚钱。而在这种情况下，券商对保荐企业的质量问题就很难起到监督作用，发行人也当然更喜欢说YES的券商。如果一个券商过多指出企业问题，可能会面临揽不到活的境地。同时，在揽活的过程中，也存在给回扣等潜规则。”
目前国内符合保荐资格的券商有92家，市场竞争激烈。
鉴于此，中国证监会日前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强化保荐机构管理层对保荐项目签字责任的监管要求》，要求保荐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保荐工作的内部控制体系，切实保证相关人员勤勉尽责，严格控制风险，提高保荐业务整体质量。
刘俊海认为，此举与当前IPO审核趋严有一定关系，“建议修改《证券法》的时候，要求券商IPO业务实施互相监督机制，同时还要引进《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规范保荐机构的不正当竞争。保荐机构应做公众投资者的守护人，而非发行人的守护人。”
对于证监会对发审委委员进行“大换血”的动作，刘俊海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本就早该如此。发审委委员的权力非常大，一些委员本身就是券商高管、会计师、律师等，他们同时也承担着揽活业务，属于利益相关者，难以完全做到客观公正。而多选证监会系统人员，有助于他们勤政尽责，更能超脱利益之外，有利于对公众投资者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