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公共财政年投入15个亿的社区资金，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居民自下而上参与社区治理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成都市在第一时间动员了近50万干部群众进入社区一线，背后依靠的就是日常扎实的群众基础；在广州市，每个街道都设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政府引入专业社工组织来承担街道范围内的一些公共服务；湖南省岳阳楼区奇家岭街道引入“群英断是非”，由党员代表、乡贤、居民代表共同评议，“谁能吃低保、谁不能吃，都摆在桌面上”，群众对干部信任度也提高了。

与之相应，有的城市社会力量、市民参与等参与治理的基础还不坚实、氛围还不浓厚。从社会组织数量上来看，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社会组织数量已突破86.63万个。但许多城市社会组织数量仍然偏少、能力不高、参与治理机会少。一些社会组织缺乏必要的引导和制约，能力不足，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接不住也接不好；市民仍存“依赖心理”，参与率总体不强，基层治理出现“社会失灵”的现象。

城市治理不是政府的“独角戏”，应是集聚各方的“共同体”。因此，要将共同体理念贯穿到空间规划、经济发展、政治社会发展的全周期之中；要充分发挥好“党建社会化”的功能，打通党群联系的最后一百米，通过“开门搞党建”，组织好、发动好基层群众参与治理；要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充分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治理社会化”，摈弃“社会不行，政府万能”的思维，大力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培育更多的社区社会组织，提升社会工作者和居民参与热情和参与能力。

科技赋能，重心下移，形成城市治理新效能

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的治理，一流的治理要有一流的技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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