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志向是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科教授。他说，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术后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并发症：巨细胞病毒（CMV）肺炎。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CMV的病人基本救不回来；随着经验的积累，2000年以后大部分病人都能被救治成功。文志向发现CMV肺炎的发病机理和病理过程，与新冠肺炎极为相似。刘继红便让他每天通过电脑跟踪患者的数据，进行危急值反馈预警。

“800多病人都是重症，但还分了三个等级，标绿的暂时比较稳定，标黄的有恶化趋势，标红的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我重点看标红和黄的。”文志向说，ICU病房30位危重患者，和60多位分布在其它16之医疗队的危重患者是他关注的重点，“发现有问题马上反馈，还有提出解决方案，最后还要监督落实。”

每个医疗队的任务都很重，同时处理那么多病人，一旦忘记某个细节，对患者来说都是致命的。每天，文志向脑海中都是各个极危患者的病情数据，晚上经常睡不着，“睡不着就爬起来再看看数据，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情况出现。”

“大决战”阶段医疗制度升级

“实际上大的方针方向是国家卫健委定下来的，比如成立战时医务处，每天开会研究提高医疗质量，还有疑难与死亡病例讨论促进多学科合作，都是国家卫健委的要求，我们只是用最短的时间，把这个事情给做实了。”刘继红说，基本上每一位病人的成功抢救，都是医疗队利用全国智慧和各学科智慧的结晶。他说的全国智慧主要是指国家卫健委组织专家结合临床反馈的经验编写的诊疗方案。

现在，时间来到了同济光谷医院抢救病危者“大决战”的关键节点，刘继红琢磨的是如何真正将各个医疗队的水平发挥到极致，如何将医院高精尖的设备得到最高效率的发挥。于是，原本自愿参加的疑难与死亡病例的讨论会要签名了。

“疑难与死亡病例的讨论还要加强，各队自己内部也要讨论，讨论完要记录，战时医务处监督。全院讨论从明天开始要签名。我看有没有哪支队一次没有来，死亡率又比较高的。如果你自己水平不行，又不来讨论和学习，就有可能因为我们经验的不足导致留下遗憾，那我们就对不起病患，也对不起我们自己。如果你水平很高，就应该拿出来给大家学习，挽救更多的生命。”刘继红在一次讨论会上表示。

原本，各医疗队之间相互也进行交叉检查，督促各项医疗制度的落实。现在，刘继红每天让医务处到各医疗队巡查，还对高精尖设备的使用情况、队内对危重型病例讨论数量和讨论情况的记录等进行统计。发现问题立刻提出整改要求，医院会直接帮助甚至参与整改，之后再杀“回马枪”。

前不久，战时医务处处长、质量控制小组组长祝伟带队伍到负责ICU的华山医院医疗队参与查房和讨论。“我们发现ICU里面各治疗小组的负责人都是年资比较高的科室主任，就建议充分发挥重症医学专业医生的特长。后来他们就让年资比较浅，但专业对口的医生做副组长。”祝伟说，效果马上体现了，上一次对患者病情的讨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17支医疗队和同济光谷医院的配合日益融洽，刘继红认为，现在17支医疗队真正拧成了一股绳，一定要拿下这场大决战，“我做医生那么多年，人生之中有过几次遗憾，这一次不能再留遗憾。”

采写：南都特派记者刘军

摄影：南都特派记者张志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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