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思考问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认为凡是正确的理论，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并且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早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一系列的著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一系列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观点。这些著作，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精神。
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理论思考和概括。他分别于1935年的12月和1936年的12月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一步地发展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问题。
由于有了一段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毛泽东同志开始大量地系统地阅读马列著作和相关读物，并从哲学层面思考中国革命和红军作战的问题。《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录了毛泽东同志读的十部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其中有8篇都写于延安时期。
开国中将郭化若同志回忆说：“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时候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他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郭化若《学习与回顾》）
毛泽东同志还组织了在陕北的一些著名的学者，组成哲学研究会，一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我们看到毛泽东同志学习哲学有两个特别鲜明的特点：一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他把学习扎根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扎根于中国大地。二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就理论而理论，他的著作都有很强的针对性，都是为了就某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