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过实践检验和思想斗争，从哲学层面进行总结、论证、升华的客观条件基本成熟
我们党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党内在理论上与“左”右倾错误进行斗争的历史。“左”右倾错误的实质，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毛泽东选集》第三卷，795页）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压制工农运动，进行阶级调和，提出“二次革命论”，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结果，自愿地放弃了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其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是过分地夸大了矛盾的同一性，而否认了矛盾的斗争性，错误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及其地位作用，导致在实践中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则是既不懂中国的具体国情，也不去研究中国的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而不作为行动的指南，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把共产国际的各种决议，甚至苏联经验神圣化，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所以，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地说过：“王明错误的关键，就是替别人（苏联）想的太多，替自己（中国革命）想的太少。”
那么，为什么王明不懂中国的国情？这跟他自身的成长经历和哲学方法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我们党从成立之初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领导人的选择受制于共产国际。王明、博古等留苏学生，都是当时中国的青年精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背诵很熟，但食洋不化，背着一麻袋理论书机械地指导中国革命，他们长期脱离革命斗争一线，缺乏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深刻洞察，不会或者不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领导中国革命中犯教条主义错误是必然的。
王明1925年作为一个仅有一个月党龄的21岁的青年学生，被选送苏联学习。六年后，1931年1月即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在巴威尔·米夫（王明留苏时的导师）的支持下取得中央实际领导权，当年6月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6年后1937年再次回国时，已经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以这样的身份回国，以“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自居，但他长期脱离斗争一线，没有多少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历，更要命的是，他自己认识不到这一点，反而把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毛泽东同志称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王明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他所说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要百分之百地落实共产国际的指示。这种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不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生吞活剥地理解马列经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语，生搬硬套，只唯书、唯上的做法，必然对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