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中国革命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有了实践检验和思想斗争的经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才逐渐在党内立起来，“左”右倾错误才逐渐被全党所深刻认识。这时候，从哲学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进行总结、论证、升华，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批判、清算曾经严重危害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以及批判错误思想路线的各种世界观，深刻揭示中国革命的规律，阐述中国革命应选择的道路，指明中国革命前进的正确方向，就水到渠成了。而《实践论》《矛盾论》，正是承担了这样一个哲学和政治任务，这更是确立正确思想路线的问题。
1935年遵义会议，我们党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但由于红军长征，战事紧张，虽然对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进行了调整，但没有时间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上进行彻底的解决。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政治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位到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战争，193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这时候，长征途中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思想和政治上的问题开始突显出来，党内在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政策和策略上思想不统一，教条主义抬头。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避免出现类似前两次的失败呢？这在客观上也迫切需要我们党从哲学上做出回答，以吸取之前的经验教训，指导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这是毛泽东同志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一个现实出发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它是“适用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这样一个哲学著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09页）。
（四）毛泽东同志进行了充分地实践和理论思考，形成系统哲学思想的主观条件已经具备
在《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背景里，还有一个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哲学思想走向成熟的条件。《实践论》《矛盾论》也是毛泽东同志本人长期积累的丰富斗争经验的理论升华。他从1921年到1937年经历了16年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领导了大大小小上百次的战役战斗，经历了与“左”右倾错误政治路线的斗争，受到过排斥打击，斗争经验非常丰富，他本人又非常善于对实践进行总结。这也是一切革命导师的共性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