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如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张改良主义，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
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论争。张东荪、梁启超等人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与胡适不同，他们并不否认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但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是穷，救治的办法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这场论争从本质上说，是一次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需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
五四时期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第一场交锋。在论争过程中，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论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土壤。
尽管这时候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很有成效，但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接受上还处在初级阶段，带有着明显的幼稚性、机械性，主要表现：一是对马克思主义还处于零星的翻译层面；二是多为通俗的普及读物；三是作为政治思想理论简单介绍而没有中国的实践经验。这样，大多数人因为既没有条件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不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又因为缺乏在中国的实践经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深不透，因而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理论脱离实际的弱点。他们在学到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后，就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这是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犯教条主义的一个原因。
可见，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就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与各种思潮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这些论争加深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为毛泽东同志撰写《实践论》《矛盾论》提供了思想文化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