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破土重生，你“请勿触摸”(4)

旅行者在墙壁上题写名字，涂鸦文字是如此盛行，以至于到了异域外邦，仍然忍不住手痒。今天地摊史学津津乐道的“以一人灭一国”的唐代使臣王玄策，就是唐代浩浩荡荡的题壁大军中的一员，根据唐代僧人湛然在《止观辅行传弘诀》中的一条少有人注意的记载，王玄策出使印度时，竟然想要在传说中维摩诘居士对文殊菩萨说法的那间房子的墙壁上题字留念，不过，这位高僧似乎不大愿意这位大唐使臣在自己的故居中复制家乡的习俗，王玄策“欲题壁记，壁乃目前，久行不至，息心欲出，近远如初”——墙壁明明就在眼前，但就是写不上，而且怎么走都靠近不了。一旦放弃涂鸦了，墙壁又恢复了原来的远近。所以，终于在异域的墙壁上没有留下大唐来客到此一游的题字。

令人艳羡的雁塔题名，从某种意义上说，让大雁塔也成了人生赢家涂鸦中心。唐一代题名的进士实在太多，以至于为了给后来者题名腾地，会把前人的题名涂上。一层一层地题名占据了雁塔的墙壁。1086年，宋代文人张礼去大雁塔观摩唐人题名，如此记载道“塔既经焚，涂圬皆剥，而砖始露焉，唐人墨迹，于是毕见”——幸亏着了一次火，让墙皮剥落了，才让盖在下面的唐人题名显露出来。他颇为欣喜地从中发现了孟郊、舒元舆两位前朝大诗人的题名，而“其他不闻于后世者，盖不可胜数也”。

大雁塔上的唐人涂鸦题名。图为宋拓本。

仅仅是因为在大雁塔这一成功人士涂鸦胜地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也就足以让姓名与这座名播海内的古塔一同传世，好名之心，人皆有之，这着实是巨大的诱惑。如果说古塔尚有遭到焚毁或是坍塌的危险，那么题字在山岳石壁上，应该是让姓名与山岳同为不朽的更保险的绝佳方法。

于是，也就无怪乎无论是哪座山，但凡有些名气，都会迅速被各种题铭碑刻挤压空间，而对有些海内闻名的山岳，更是盈山满谷各种碑刻题字。吴中的天池花山，因为碰巧与西岳华山同名，因此在江南也小有名气。仅仅在这座名气不大不小的山上，镌刻的题字就多达百余处。往好处说，这确实堪称一座山中碑林，但也有人对这种“一路奇石皆镌大字而朱涂之”的现象颇有批评。明末文士归庄就认为这种在山岳奇石崖壁上刻字的行为简直是大煞风景，他将其比作给美人西施施以黥面之刑，乃是对山川自然的一种侮辱：

“盖山川洞壑之奇，譬见西施，不必识姓名然后知其美。今取天成奇石而加之镌刻，施以丹雘，是黥鼻西子也，岂非洞壑之不幸乎？”

归庄可以说是第一位对这种貌似文雅的涂鸦行为进行批评的文士，尽管他在明末以复社领袖和前朝遗民之名声震江南，文章人品皆受后世推崇，但遗憾的是，纵使是他发出的批评，也抵挡不住人心对名望的欲求。而这种黥面西施的行径，也恰好在他的时代成为一股风潮。这股风潮不仅波及三山五岳这些自然造化之景，更侵害到那些古人心血结晶的文物之上。造成的损伤不仅不可逆转，更遗害后世。

疯狂的盖章涂鸦

将涂鸦比作“黥面西施”，并不是归庄独享的创作专利。最早被扣上这顶涂鸦帽子的人，乃是比他年岁稍长的一位前辈，书画收藏界举世公认的北斗级人物，大名鼎鼎的天籁阁主人项元汴。这位收藏家具有极为卓越的鉴赏眼力和收藏品位。其收藏书画古籍之宏富，被时人称之为“三吴珍秘，归之入流”，“海内珍异十九多归之”。

他本人不仅收藏鉴赏超乎众人，更懂得奖掖后进，明代最负盛名的画家之一仇英，就是由他青眼发现并着意加以培养的。他慷慨地将自己珍藏的宋元名迹提供给仇英临摹学习，使他成为一代名家。仇英流传于世的重要作品之一，现为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天籁阁临宋人画册》便是项元汴提供原作供其临摹的传世名作。

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明代收藏家、鉴赏家。

不能不承认项元汴对书画古物近乎狂热的挚爱乃是出自真心，但也恰恰是他的爱欲使他对自己最珍爱的书画犯下大错。他特别喜欢在书画上钤盖自己的收藏印鉴。

说起在书画上钤印，这本是自唐以来收藏家的习惯。通过钤印记录自己曾经是这幅书画的收藏者，证明它曾经归为己有，虽然有一些私心在兹，但对后世来说，却可以通过书画上的收藏钤印推断这幅书画在历史中的递藏过程，并不能说是毫无裨益。早期的书画钤印，收藏者格外留心不会侵犯到画作本幅，只在引首、隔水或是拖尾的装裱材料与画作的骑缝处钤盖印章。

譬如传为隋代名家展子虔的《游春图》上面的收藏钤印就是个典型例证（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文物遭受不幸的悲剧史），宋徽宗作为早期的收藏者，仅将自己的四方印记盖在画的四角，只有印圈稍微进入画幅，并不影响画作本幅的欣赏。直到南宋奸相贾似道，才将自己的葫芦印“悦生”盖在画作本幅的左上角上，但这枚印极小，并不影响观瞻。

展子虔画作《游春图》。画上有宋徽宗题写的“展子虔游春图”六个字，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绘画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