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破土重生，你“请勿触摸”(5)

南宋覆灭之后，《游春图》开始行倒运——它虽然逃过了战火兵燹之劫，进入新朝元廷内府，并且落入雅好书画的元成宗姐姐鲁国大长公主孛儿只斤·宝塔失里手中。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皇室女收藏家慷慨地、毫不吝惜地、满怀喜爱之情地、得意地将自己那枚5厘米见方的硕大的“皇姊图书”大印盖在了画作本幅的左上角。

虽然《游春图》遭此劫难，但幸运的是，它还不曾落在项元汴手中。如果它落在了项元汴手中，那才是一场真正的劫难——项元汴盖印不是只盖一枚，而是盖得到处皆是。他在诸遂良本《兰亭序》上盖了98个章，在神龙本《兰亭序》上盖了50多个章，密密麻麻，写满了自己的挚爱，也让人密集恐怖症爆发。或许是出于商人本性，他还特别喜欢在书画古籍上写上自己购入价格。因此，被人讥讽为“钤印累幅，犹如聘丽人却黥其面，书籍画幅上记价，则与账簿无异”。

项元汴虽然是盖章狂人鼻祖，但是相比他的那位更著名的后辈，他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因为他的钤印虽然数量多，但大都是作为骑缝章，而且印章的形制很小，虽然给观者一种蚂蚁乱爬的感觉，但也还算看得过眼。他的那位后辈，才是真正魔王级别的盖戳狂魔。

再没有谁比乾隆帝更配得上“盖戳狂魔”的称号了。如果说项元汴的行径是“黥面西施”，那么乾隆对书画的所作所为简直堪称将西施千刀万剐。比起项元汴一介富商，乾隆帝可谓富有四海，于是天下书画皆入内府。那些侥幸逃过项元汴毒手的书画，大多数却难逃他的魔掌。侥幸没有落入项元汴手中的《游春图》，终于成了乾隆帝的私有财产。美术史研究者倪志云如此描述了乾隆帝对《游春图》令人发指的所作所为：

“画的天空中部钤‘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此印左侧，画中远山的上空，乾隆题七言绝句二首，每行四字，加‘乾隆御题’四字一行，共16行字，款字左边钤‘会心不远’、‘德充符’二小印。再左边于元鲁国大长公主印之间的空处又钤‘古稀天子’粗红大圆印（径4.5厘米）。这样远山淡去的天空就被乾隆的字和印遮满了。‘古稀天子’下的天水之间，钤盖红色浓重的‘寿’字白文长方印，其下为画上的水面，又钤4.5厘米见方的‘八徵耄念之宝’大印……画面左上部这一片水随天去望无极的悠远的空间感，就完全被破坏了。画面右边，自上而下，有‘乾隆鉴赏’红底白文圆印（径2.8厘米）、‘石渠宝笈’红文圆印、‘宝笈重编’方印、‘石渠宝笈’长方印（骑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骑缝）一行共七印。画的右上方最高的两座山峰之间的空处，还有一方‘乐寿堂鉴赏宝’（长4.4厘米X2.5厘米）……一幅本无题款和印记的古朴的青绿山水画，经乾隆（及嘉庆和宣统）之手，就成了这样一幅大花脸的画卷。”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乾隆帝热衷于如此用自己的多达一千余枚的印章轮番蹂躏这些传承千年的书画。但对他人在古物上乱涂乱画的行为，他却表现得异常难以容忍。1775年11月14日那天，乾隆帝乘坐辇舆到寿安宫探望皇太妃途经皇城西北角的中正殿时，忽然瞥见兵丁值班的拨房门上有刻画的痕迹。这个发现让皇帝记挂于心整整一天，第二天早朝过后，他立刻从乾清宫直接来到中正殿旁的兵丁拨房，仔细一看，门上果然有一块涂鸦刻画的痕迹，画的是一个围棋棋盘，约一尺见方，还题了八个字“静观而思，静悟而明”——见此涂鸦让乾隆帝勃然大怒：“禁宫乃前朝所留古物，载三百年之历史，岂能随意刻画！”

《乾隆王朝》（2003）剧照。

涂鸦刻画的肇事者很快被查到，乃是一名叫德庆的护卫。乾隆帝亲自下旨将德庆重笞革职，赶出皇宫，而他的一系列上司，从护军统领、值班护军章京、接班护军章京等多人，均被交由内务府分别议处。这场涂鸦案在乾隆帝的亲自关照下兴致勃勃地办了足足一个月才告一段落。

在多日之后的早朝上，乾隆帝又再度旧事重提：

“禁宫三百五十年有余，实为古物，理当关护，而德庆之流置古物于不顾，随意刻画污损，必当重惩。”

这番话听起来冠冕堂皇，仿佛乾隆帝乃是一位颇具超前意识的文物保护主义者，可以想见，如果那位在故宫御花园大铜缸上刻画桃心的家伙，被乾隆帝逮住，会是何等下场。然而，这番超前两百年的文物保护名言由乾隆帝口中说出来，多少令人有一种黑色幽默的讽刺感：只许皇帝给书画黥面，不许臣子在禁宫刻画。

乾隆在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上的涂鸦。

但深入探查，就会发现乾隆帝在书画上大肆钤印题字的疯狂涂鸦行为，与他对禁宫涂鸦护军的严惩，出于同一种心态，那就是极度的自私之欲：无论是内府收藏的书画，还是皇宫禁地的一间小小的拨房，在他眼中，都是他的私人所有物，他才是唯一有权力涂鸦破坏的人，这是身为书画涂鸦破坏者与古物保护者的乾隆帝的两位一体，就像小狗通过撒尿确认自己的领地一样，尿液固然弄得它的领地臭气哄哄，而它也会对侵犯这个尿液包围领地的外来者狂吠乱咬。

古人的涂鸦成了文物，

不是今人涂鸦文物的借口

乾隆帝的心态尽管极端，但却活画出了在博物馆里随意涂鸦破坏者的共同心理——极端的自私。他们意识不到博物馆中陈列的文物是公共财产，是古人胼手胝足的创造、历经千载百劫保存至今的文明遗产，属于每一名参观者。他们在上面的刻画和标记，与古代那些在山岳中题字，在书画上钤印和题词的人在心态上别无二致。通过留下几点自己的痕迹来将其在心理上占为己有。他们不会想到自己自私自利一时兴起的涂鸦不仅给这些文物带来不可逆的损伤，更让后来的参观者不得不面对累累创痕再无法分享它破土而出时的模样。

当然，对于涂鸦，有一个狡诈的托词似乎特别有说服力。为什么古人涂鸦刻画就可以，今人就涂不得？毕竟，庞贝古城的那些涂鸦，都成了今天考古学家和历史学者研究古罗马日常生活最生动、最细致的史料。想想看，如果古罗马时代就禁止在墙壁上随处涂鸦，我们该如何获得这些珍贵生动的古人生活资料呢？

关于这个观点，历史学家大卫·罗温索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颇值得体味：

“如果有一天早上，我发现古代门柱上刻着‘John Scott 1990’我会感到愤怒；如果我绕过门柱，在另一边看到刻着‘Iohan Scot 1790’，我会因这一发现而兴奋；如果我在一层又一层的油漆下面发现了‘Iohan Scotus MCCCXC（1392年的罗马数字）’我可能会在《泰晤士报》上新闻头条。”

《生命博物馆》（Museum Of Life 2010）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