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我的学校三年前加入了教育集团,开始合作办学,不同学校之间的教师每两年要在集团内交换一次,乡镇与乡镇老师交换,城区教师与城区老师交换。去年我教的12个班,11个都转给了其他教师,又接了新的8个班,每个班一周最多两科学课,一年下来,还没把学生的名字对上号,就换了班。
学生课堂违纪,主科老师能准确地叫出学生名字,也熟悉他们的品性,能“对症下药”,我却只能说“某排某座的学生,请安静一下”,学生根本不“怕”。
学生不“怕”老师,老师反而“怕”学生。上学期,我们学校另一位副科老师,在自习课上批评了一位不守纪律的学生,结果被另一位同学的家长举报到学校,学校直接要求同事去给家长道歉,后来同事反复打电话向家长道歉,家长才同意不再向上举报。
没有成绩要求,带来的是学校、家长和学生对副科老师的轻视。吸取了同事的教训后,我在课堂上更加谨慎,不敢采取任何惩罚手段。现在,我虽然也会认真备课上课,但一听见下课铃,就马上下课,绝不拖堂一秒钟,跑得比学生还快,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吧。
小心翼翼地活成了一个乙方后,我也渐渐摸到了一些套路,让自己喘口气。比如实验课,不光要给每位学生准备器材,不停演示、讲解和查看学生们的实验情况,还要课后的10分钟里独自收拾器材。学生一上实验课就兴奋,需要花更多时间管纪律。于是,在课程允许的范围内,我会尽量减少上实验课的次数。我一周要上10个班的课,接触大量学生,一年左右,已经把流感、支原体肺炎、咽喉炎和呼吸道感染得了个遍。生病时,我上课就会凑合,实在没有精神时,就给学生上自习。
我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准备公开课和开展社团活动,这时候,我感觉自己也像一个万能的乙方。科学公开课常常要辅助做实验,买教具,比如讲月球,就需要塑料框、沙子和不同材质的球,讲营养学,就需要馒头片和鸡肉片。我们学校本来有教具报销栏目,科学课的教具却不在其列,需要单独申请再购买,但时间根本来不及,学校定向合作厂家出品的教具,规格也很单一,不能满足需求,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自掏腰包。
公开课算是一种真实的表演,老师要使出浑身解数,表演出课堂的节奏和活力,表演出学生的精神风貌,这些比教会学生知识更重要。
如今,学校对老师的管理非常细化。刚入职时,我对批改作业充满了干劲,但学校要求批改作业时只能写“优秀、良好和合格”,其他什么都不能写。还比如,我平时要手写大量的教案,为了字写得好看,我习惯了写教案右面的纸,空着左面的纸,但领导检查后,要求我必须写满双面。就像小学生一样在被管理,这样的事多了,我感觉,自己身上那些个性化的东西正在渐渐磨灭,开始调侃自己,“工作也不能太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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