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克劳迪娅·戈尔丁凭借《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大家对“母职惩罚”“职场妈妈不下班”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视若无睹的时候,克劳迪娅用实证数据进行了有力的说明。她提出了“贪婪工作”(greedywork)的概念,就是说工作时间最长、时间灵活度最低、需要随时待命的职位在市场上薪酬最高。克劳迪娅明确提出,美国社会工作结构和照护制度出了问题,是通往公平竞争环境的最后障碍。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在我看来,家庭里的照顾工作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贪婪工作”,但它是没有薪酬的。
“母职”这个词的产生,就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从母爱到母职,意味着母亲既作为个体也作为整体,其价值不再以“神圣”的名义被理所当然作为“剩余价值”剥夺,母亲的养育和照顾劳动逐渐被自己、被家庭、被社会、被市场承认和补偿。
性别平等问题,不只关乎女性福祉,关乎的是人的再生产、经济生产能否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福祉问题、人类福祉问题,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母亲和女儿,都可以成长
我手机里有两张照片,时空不同,但放在一起比较特别有意思:一张是一位来自农村的“50后”母亲,她用一种特殊的育儿背带把孩子紧紧绑在身后,背着孩子走向田间劳作;一张是我读博时带孩子去学校食堂吃饭的照片,我选择市面上年轻父母常用的前置型育儿带,当然也得紧紧绑在身上,但我和孩子的脸同时面向前方。两张照片,是两种生计劳动与养育劳动的景观,也代表着女性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转向,一个往往背向世界,留下模糊的背影;一个选择面向世界,与孩子一起闯荡江湖。
怎么会有这种差别?在社会学里,这代表生计劳动与养育劳动是相容还是互斥的关系。两个时代相同的是,大部分女性仍然要同时承担“讨生计”与“带孩子”两种劳动,需要与孩子“捆绑”在一起。不同的是,传统母亲生计劳动与养育劳动可以同时在场,现代女性不行。以前农村这样的场景很常见,孩子在背带里歪着头沉沉睡去,母亲手里不停地做着田间或者家里的活计。但对现代职场女性来说,工作场所和家庭几乎已经完全分离了,你带着孩子去办公室工作一天试试,回来饭碗可能就不保了。现在高铁车厢里“熊孩子”吵闹一下都要上热搜,公共场所可以容纳“熊孩子”的育儿空间是很少的,更何况职场。
现在的工作结构对女性来说,生计劳动与养育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往往是分离、互斥的,在缺乏育儿人手和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女性就陷入了两难。
《你味理,我爱你》剧照
这两代人的区别在于她们与孩子、与公共世界的关系。
传统母亲往往是托举者的角色,托举着丈夫和孩子走向公共世界,她们自我的面孔是模糊的,也羞于在公共世界露出正脸,她们是丈夫的妻子,是孩子的母亲,是嫁出去的女儿,是别人的姐妹,但很难是她们自己。她们的双重劳动为家庭做出巨大贡献,但由于无法经济独立,仍然要通过带孙辈的育儿劳动,换取养老资源,换取儿女的“孝顺”。但传统家族的家族伦理秩序解体了,“婆婆”失去了家庭女性大家长的权威地位,没有血缘和感情基础的婆媳关系难以维系,尤其是农村老年女性,在没有经济收入的情况下,晚景可能是凄凉的。社会学家笑冬就把这一代女性叫作“最后一代传统婆婆”。
“70后”“80后”以及更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她们选择与孩子一起直面世界、闯荡世界。她们不愿意再做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不愿意“母凭子贵”,不愿意躲藏在任何人的背后,成为某人的附庸和影子。她们不再是冠夫姓的某某氏。由于很多人是独生子女,她们独享了家庭的资源和宠爱,在物质更为富裕、教养环境相对平等宽松的氛围下长大,更难被物质利益所诱惑,被威权所压服。可以说,她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母辈那样的人生里面。
女性开始拿起笔为自己立传、为母亲立传、为时代立传
我一直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跟个人的生命体验是息息相关的。我会关注到不同阶层的女性,关注到民间养育,绕不开我自己的生命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我写《拉扯大的孩子》,是想要把自己再养大一遍。我妈妈对我的养育是,她愿意给我提供一切资源和支持,不希望我再走她过去的路。如果说这是一种私人领域的母女关系,那么写作和研究让我走近了更多相同处境的女孩子,和她们建立起了一种超越私人关系的女性情谊。不仅是女性读者,还有男性读者读到我的故事,辗转找到我,跟我倾诉他们的故事。这种陌生人之间相互信任和疗愈的关系也是珍贵的。
《剩者为王》剧照
虽然博士论文以自我家族为研究对象有很多争议,但是我始终为自己而骄傲。因为我做的家谱有女性的名字,记录的历史有女性的故事,也把自己的成长经历草蛇灰线、埋梗其中。当它出现在很多人的书房里,出现在图书馆里,被认真地阅读、讨论和批判,我在这个世界留下了活过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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