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克劳迪娅·戈尔丁凭借《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大家对“母职惩罚”“职场妈妈不下班”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视若无睹的时候，克劳迪娅用实证数据进行了有力的说明。她提出了“贪婪工作”（greedywork）的概念，就是说工作时间最长、时间灵活度最低、需要随时待命的职位在市场上薪酬最高。克劳迪娅明确提出，美国社会工作结构和照护制度出了问题，是通往公平竞争环境的最后障碍。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在我看来，家庭里的照顾工作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贪婪工作”，但它是没有薪酬的。

性别平等问题，不只关乎女性福祉，关乎的是人的再生产、经济生产能否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福祉问题、人类福祉问题，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母亲和女儿，都可以成长

我手机里有两张照片，时空不同，但放在一起比较特别有意思：一张是一位来自农村的“50后”母亲，她用一种特殊的育儿背带把孩子紧紧绑在身后，背着孩子走向田间劳作；一张是我读博时带孩子去学校食堂吃饭的照片，我选择市面上年轻父母常用的前置型育儿带，当然也得紧紧绑在身上，但我和孩子的脸同时面向前方。两张照片，是两种生计劳动与养育劳动的景观，也代表着女性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转向，一个往往背向世界，留下模糊的背影；一个选择面向世界，与孩子一起闯荡江湖。

怎么会有这种差别？在社会学里，这代表生计劳动与养育劳动是相容还是互斥的关系。两个时代相同的是，大部分女性仍然要同时承担“讨生计”与“带孩子”两种劳动，需要与孩子“捆绑”在一起。不同的是，传统母亲生计劳动与养育劳动可以同时在场，现代女性不行。以前农村这样的场景很常见，孩子在背带里歪着头沉沉睡去，母亲手里不停地做着田间或者家里的活计。但对现代职场女性来说，工作场所和家庭几乎已经完全分离了，你带着孩子去办公室工作一天试试，回来饭碗可能就不保了。现在高铁车厢里“熊孩子”吵闹一下都要上热搜，公共场所可以容纳“熊孩子”的育儿空间是很少的，更何况职场。

《你味理，我爱你》剧照

这两代人的区别在于她们与孩子、与公共世界的关系。

传统母亲往往是托举者的角色，托举着丈夫和孩子走向公共世界，她们自我的面孔是模糊的，也羞于在公共世界露出正脸，她们是丈夫的妻子，是孩子的母亲，是嫁出去的女儿，是别人的姐妹，但很难是她们自己。她们的双重劳动为家庭做出巨大贡献，但由于无法经济独立，仍然要通过带孙辈的育儿劳动，换取养老资源，换取儿女的“孝顺”。但传统家族的家族伦理秩序解体了，“婆婆”失去了家庭女性大家长的权威地位，没有血缘和感情基础的婆媳关系难以维系，尤其是农村老年女性，在没有经济收入的情况下，晚景可能是凄凉的。社会学家笑冬就把这一代女性叫作“最后一代传统婆婆”。

“70后”“80后”以及更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她们选择与孩子一起直面世界、闯荡世界。她们不愿意再做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不愿意“母凭子贵”，不愿意躲藏在任何人的背后，成为某人的附庸和影子。她们不再是冠夫姓的某某氏。由于很多人是独生子女，她们独享了家庭的资源和宠爱，在物质更为富裕、教养环境相对平等宽松的氛围下长大，更难被物质利益所诱惑，被威权所压服。可以说，她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母辈那样的人生里面。

女性开始拿起笔为自己立传、为母亲立传、为时代立传

我一直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跟个人的生命体验是息息相关的。我会关注到不同阶层的女性，关注到民间养育，绕不开我自己的生命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我写《拉扯大的孩子》，是想要把自己再养大一遍。我妈妈对我的养育是，她愿意给我提供一切资源和支持，不希望我再走她过去的路。如果说这是一种私人领域的母女关系，那么写作和研究让我走近了更多相同处境的女孩子，和她们建立起了一种超越私人关系的女性情谊。不仅是女性读者，还有男性读者读到我的故事，辗转找到我，跟我倾诉他们的故事。这种陌生人之间相互信任和疗愈的关系也是珍贵的。

《剩者为王》剧照

虽然博士论文以自我家族为研究对象有很多争议，但是我始终为自己而骄傲。因为我做的家谱有女性的名字，记录的历史有女性的故事，也把自己的成长经历草蛇灰线、埋梗其中。当它出现在很多人的书房里，出现在图书馆里，被认真地阅读、讨论和批判，我在这个世界留下了活过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