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长女拒绝重复母亲的人生

安超一直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跟个人的生命体验是息息相关的。她会关注到不同阶层的女性，关注到民间养育，绕不开她自己的生命经历。“会有更多来自小镇的女儿像我一样再次回到农村，开始做母亲和家族的口述史。

几年前，在写博士论文时，作为一位小镇的女儿，北京师范大学教师、社会学者安超重返故乡，走近了更多与她一样具有“长女型人格”的女性。在田野观察中，她发现，很多农村女性依然困在传统性别的牢笼里。这些观察被她写进了《拉扯大的孩子》一书。这种写作，努力去打破家族史和家庭教育理论的男性中心叙事，也让她理解了和母亲之间的文化鸿沟，让她“把自己再养大了一遍”。小镇长女拒绝重复母亲的人生！

三年前我曾就“小镇做题家”的问题与安超有过一次长谈。三年后，经历了更多故事和成长的我们就“母女关系”开启了一段新的对话。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剧照

这一次，安超向我展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位来自农村的“50后”母亲，她用育儿背带把孩子紧紧绑在身后，背着孩子走向田间劳作；另一张是读博时安超带孩子去食堂吃饭的照片，她和孩子的脸同时面向前方。

对于新一代母亲来说，她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母辈那样的人生里面。

以下是安超的口述：

多子女家庭的“长女型人格”

我是出生在农村家庭的长女。“长女”在父系传承的传统农村是很特别的一类群体。她们的出生往往被冠以原罪：她不仅在身体上让母亲受难，还在文化上让母亲受难，因为“生的不是儿子”。

因为我的出生，我妈妈承担了很多来自奶奶的敌意。我妈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性，又是备受父母疼爱的小女儿，并不是逆来顺受的人，因此婆媳关系一直很紧张。奶奶把我带大，但她对我也是又爱又恨，总带着一丝嫌弃、不甘和无奈，我与她时时争吵，时时和好。我和妈妈、奶奶的感情都很复杂，天生的血缘联系让她们不得不爱我，但这种爱一开始就与她们自身的痛苦缠绕在一起。

在田野观察中我发现，在这种爱恨交织的目光下长大的女性普遍具有一种“长女型人格”。她们往往在情感上孝顺，在文化上反叛。

一方面，基于传统社会所赋予的“原罪”标签和对母亲的愧疚，她们总是习惯性地为家庭、家族事无巨细地“操心”，以求得到母亲更多的爱；另一方面，在经过成长和反思之后，她们对传统秩序中的威权、不平等非常敏感和惧斥，对真诚、纯粹的爱有深切的渴望，对自我表达和成长有执着的追求。我就是这种性格的人，特别讨人嫌、易吃亏，但常常由于生命体验的丰富深刻，成为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的“宠儿”。朋友们也经常开玩笑说，投身社会学是我的宿命。

安超读博时带着孩子

我想讲一讲春香和美琳母女的故事。作为春香的大女儿和“小帮手”，“50后”的美琳从小就承担了很多家务，分担母亲的劳动，但也得到了母亲最多的苛责。这好像已经成为一种恶性循环：美琳越想得到母亲更多的爱，付出就越多，但同时苛责也越多。美琳鼻子上有道疤，是因为她小时候农活儿没干好，春香一扁担打过去，扁担钩子就刮花了她的脸。春香晚年瘫痪在床，在众多子女中，只有美琳端屎端尿地长年照顾母亲。但春香弥留之际，心心念念要见的还是自己的小儿子。母亲去世之后，美琳对母亲的爱怨无法释然。

有一位类似处境的姐姐跟我诉说：“母亲经常给我们讲‘谁家的女儿怎样怎样’，永远给我们树立好女儿的榜样。我总想让她满意，可她永不满意，觉得自己很失败，对不起父母，永远愧疚。我50岁了，才想明白这些，之前的几十年都在自责和愧疚中度过，总觉得自己付出太少。到现在，最近我想通了，我也不再努力让她满意，我接受了她对我永远不满意的这个事实。”

这不仅仅是发生在上一代女性身上的故事。在今天的农村，很多女性依然困在传统性别的牢笼里。“80后”的小梅在接连生了三个女儿之后，丈夫与她离了婚，重新组建家庭生了一个儿子。村里人的态度让我尤为感慨：男人们似乎对小梅的丈夫格外宽容，而女人们对小梅的态度夹杂着同为女人的同情、旁观者的冷漠、八卦的快感，还有一种优越感。小梅很为大女儿骄傲，也对大女儿有很多期待，希望她能早点出人头地，找一个好夫婿，然后把妹妹们都带出去。虽然家境窘迫，她始终把三个女儿打扮得非常体面干净。而三个女儿也有超于同龄人的敏感、懂事和坚强。这是幸运呢，还是不幸呢？我说不清楚。

《小舍得》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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