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蟹的地点在甲板，是船上捕捞作业中少有可以透口气的地方，也能看到大海，没有那么无聊，船上一米九的男人们都会抢着做。但后期遇到人手不够的情况，我们也要顶上去，我有几次就被分到了拉网，就要和大家一起使劲，把海里几百斤蟹的大网给拽上来。

捕到蟹只是开始。挪威不卖生鲜，我们捕蟹上来，还要杀、拆、煮、装、再冷藏一条龙，工作因此又分成甲板捕捞和室内加工，后者要呆在一个我们称之为「工厂」的船舱里，组长一般都会安排女生进工厂。里面虽然不用风吹日晒雨淋，但所有的腥气也都憋在室内，特别是煮蟹的环节，但凡靠近一点，腥味就会随着水蒸气附在人的头发、皮肤和任何一个衣服褶皱里，怎么洗都洗不掉。

第一天，我被安排给渔网装用来做饵的鱿鱼。一起装饵的一共4个人，我们坐在室内外的交界处，一旦挂好鱿鱼，就要赶紧放到传送带上，运给外面下到海里。鱿鱼是冰冻的，有的还粘在一起，我们就要先砸开冰，等鱿鱼解冻，才能挂到网上。那天，我们4个人前后做了2个多小时，挂了好几百张网。

挂完鱿鱼，我又被安排去工厂里杀蟹。这是工厂流水线的最前端，我负责把甲板上送下来的螃蟹放在操作台上，让机器把它从中间刨开，传送带再把螃蟹送到后面。负责分拣的人要快速判断螃蟹的等级，再送到不同的窗口。煮蟹在流水线的不远处，一次下锅20个铁盒子，里面都装满了固定数量的螃蟹，总共差不多400斤。锅旁边有一个计时器，铃声因为要盖过作业声，所以特别大，一响就意味着要有人去把螃蟹捞上来，再统一送去打包冷藏，直到15天后回到港口卸货。听同事们说，每次靠岸，我们的船都能卸200吨的螃蟹。

头一回上手杀蟹，我不太熟练，眼看着铺天盖地的螃蟹向我扑过来，都还是活的。但如果我这里慢了，后面所有的进度就都要耽误，总捕捞量关乎工人的工资提成，大家都会埋怨拖后腿的人。我面对着向我堆来的活螃蟹，身后时不时就是超级响的铃声，整个人都非常焦虑。

作业中，我们也不能随便出去上厕所，只能等中间一个统一的10分钟休息去解决。厨房会给我们送来饼干或者面包，饿了可以对付一口。但因为不停杀蟹，我的体力消耗特别快，饼干面包都顶不上。一天下来，我的头发上都是溅出来的螃蟹血水和内脏，已经干在了上面，很难闻，中间好几次我都有点忍不住想呕吐。

6小时结束，终于熬到了下工，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洗澡。每天上下两次工，我就会洗两次澡，因为洗得太频繁，我的头发变得很枯。第一天躺回到床上，我浑身就没有一个地方是不疼的。最疼的是肩膀，那个连体衣特别沉，加上被各种东西打湿，到最后，我必须用胳肢窝夹住它，才能分散一点重量。

站久了，我的脚也开始麻，睡一觉也还没有缓解。我问老板娘，有没有什么管用的药，她去小药箱里翻了翻，最后给了我一瓶类似碘伏的消毒的东西，让我加在水里泡泡脚。

因为太累，后来下了工，我几乎是洗完澡、吃完饭就立马去睡觉，每次6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能睡5个小时，加起来每天都能睡10小时。晕船在这时候已经不算上事儿了：我曾被海浪颠醒过，或者明显感觉到脑袋低于脚的时刻，但我只是起来抓几个枕头把头垫高，很快又昏睡过去。上船时带的褪黑素根本用不上；床单是船上统一清洗再随机分配的，我一开始有点介意，后来也顾不上了，每天能铺上躺下就行。一天被分成了四段，我没有社交，也没有什么休息的概念，只知道每次眼睛一闭一睁，我就又要开始工作了。

你问我在船上有没有看到什么陆地上少见的风景，那肯定有。捕捞区位于北冰洋，越过浮冰，我看到过北极熊，不像照片里那种圆滚滚、毛茸茸的，我看到它们刚饿了一个冬天，有点瘦，还正在吃旁边一头海豹。完全不可爱，更像是野兽。我也看到过日出，那时我已经在船上工作了快一个月，极夜结束，太阳也是夜班结束的标志，一旦窗外开始有亮光，我心里也有了盼头。有一次，我被旁边的人叫着看，说外面怎么那么黄？等我们打包完最后一只蟹，时间到了早上八九点，我走出工厂，来到甲板，看到了我这一趟出海见过的最壮丽的一次日出。

这些风景当然是我工作完的慰藉，但一定不会是支撑我这次出海的动力。对我来说，可能记忆更深刻的是有一次我自己去甲板上拍风景照，那天天气很冷，甲板上结了冰，一个浪过来，我脚下一滑，人就失去了平衡。捕捞船上的栏杆空隙特别大，足够一个成年人掉下去，幸好我当时用手撑住了，才没继续滑。如果真的出去了，当时甲板上根本没有第二个人看到我，那我会不会就这样消失在北冰洋里，直到冻死也没人发现？

在捕捞区停下作业的时候，船周围全是海和浮冰，除了这些就空无一物，船上说，这片捕捞区也有其他船在作业，但我从没见到过他们。世界真大，而我们如此渺小和孤独。没有人能靠这种虚无的景色和孤独感成天在工厂里捕蟹杀蟹，真正坚持下来的动力，还是钱。

工作期间看到的野生北极熊

3

现在回想，船上和陆地上的不同，一早就显现出来。

刚到挪威的时候，我去酒店打工，第一周，只要碰到稍微忙一点的情况，同事们都过来问我，你OK吗？你还好吗？如果有不会的地方，你就告诉我，我们都可以来帮助你熟悉流程。一次酒店承办宴会，我想要临时去帮其他组的活儿，同事叫住我，说不要抢别人的活儿，老板雇我们工作，不是让我们来逞能的。还有一次，一位朋友中午来看我，我们要一起去吃饭，我担心下午不能及时回来，扭扭捏捏地跟领班说我有事要去银行，会耽误一会儿。但后来，我发现，有朋友来看你，你们要外出吃饭，这是非常正当的请假理由，根本没必要撒谎。

在船上，这些陆地上的规则都不成立了。出海参与捕捞应该持有海员证，但我没有，也让我上了船。船长拿了好几张表让我填，全是挪威语，我看不懂，手机上的中文翻译也不准，我就翻译成英文对着填。不是母语，我没反应过来，其实现在一想，里面有个表的内容大概就是「如果意外出现，我的责任有哪些，紧急联系人是谁」，就是一份现代生死状，而且如果我表现不好，他们可以随时开除我，但我不能自己说走就走。

挪威还有一个专门的《工作环境法》，里面明确正常的工作时间是每天不得超过9小时，但根据船上的轮班制，在周期为三个月的捕捞季里，所有人每天的工作时长都是12小时，并且只有半个月一次的靠岸卸货才能算真正的休息日。

船上有个男生，和我一样头一次上船，因为觉得生活太苦，甚至编出了「父亲去世」这个理由要下船。他趁一个休息空隙去找船长，脑子里满满当当装着我们帮他想的话术，但船长只是生硬地回复他，这里大概率叫不到船，我可以帮你试试，但不一定能送你回去。后来我们意识到，船长大概率都没有想过帮忙打电话。

在工作压力之下，所有的平等用语通通不存在，船上提示不要往厕所扔杂物的标语牌，上面写的全是「乱扔的是婊子」，完全不会考虑女船员的感受。而组长的权力渗入到细节——他决定了你能不能有额外5分钟的喝咖啡或者上厕所的休息时间。如果慢了一点点，他就会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搞得我们觉得自己像个傻子，更加手足无措。

捕蟹船上厕所的标语

工作之余，我和几个相熟的饭搭子同事鸣不平，我说这是赤裸裸的剥削！但他们只是笑笑，跟我说，欢迎来到船上，这里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

真正的矛盾爆发在我轮岗到打包的一天，我已经工作了6个小时，马上就到换班的时间。我准备离开，来接班的人却把我喊住，他是个东欧来的移民，只会说俄语，我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也没往工作上想，因为挪威一向是到点下班，从不加班。见跟我比划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他就喊来了之前叫我China girl的组长丹尼斯，也是东欧人，但懂英语。

丹尼斯听完他说的，直接把我批评了一顿，说我应该把手头上的做完再离开，船上没有人到点两手一拍就走人的说法。我解释说，我知道换班容易出现到点但还没做完的情况，所以轮到我的时候，都是提前10分钟来接班的。我没有要求提前下班，只是想准时下班，为什么就不可以？结果丹尼斯说，哪个人看到了你每天提前来？我指着工厂四周的监控说，你有本事去核对，这可都录着呢。他发现说不过我，把我最后打包的一筐螃蟹打翻，说这活儿做得不达标准，让我留下重做，直到他满意为止。

我火气一下就上来了，这三年来哪里受过这种气？我捡起几只螃蟹就砸到了丹尼斯脸上。他可能从来没碰到过敢如此挑衅组长的工人，一时没反应过来。我砸完了就往外走，但越想越不解气，又折返回来，对着他大骂！

从China girl开始，丹尼斯这个人就让我很不舒服。在我刚上船的时候，他明明刚喊完我China girl，又用「扣你几哇」、「萨瓦迪卡」跟我打招呼。我说我是中国人，我们说「你好」，不说这些，他点点头好像知道了，下次还继续，并且问我，你们是不是真的吃狗肉？

扔螃蟹之后，还有一次，我们又吵了起来，这次我直接提，你就说你是不是种族歧视？他一脸难以置信，我继续说，这只是一份工作，你就是想过瘾，但你找错人了，我根本不吃你这一套。他上手推我，我大喊，你不要碰我，我会告你性骚扰的。听到这句话，丹尼斯立马收了手，表示他没有这个意图。

事后，好几个同事问我，你不怕之后被他找麻烦吗？他们中甚至有人开了赌注，就赌丹尼斯一定不会放过我，他会想方设法找茬，赶我走。我反问，为什么你们不回击？我工作做得很好，螃蟹排列得整齐，打包速度也很快。我继续说，我就赌他绝对不敢再跟我闹事。

果然，丹尼斯就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一看我不是软柿子，他就放弃了拿捏我。发现丹尼斯有意无意开始避免跟我正面冲突后，我还会反过来挑他的刺，一看到他在室内抽烟，我都会很大声说，这里不让抽烟，你看不见？

在船上，我每一次顶撞丹尼斯，都没有人帮过我，从来都是我自己和他吵。船上白班东欧移民多，相互用俄语交流，他们很听丹尼斯这一套。我在的夜班说英语和挪威语的人多，但大家也都默默遵守着这套权力结构。

有人还会成为这个庞大结构中的一环。船上还有个泰国面孔的女孩，相比大多数只是兼职来捕蟹的船员，她是少数全职出海的人。丹尼斯也喊她Thai girl，不知道她心里讨不讨厌，但在表面上看，她好像不在意。她甚至学着丹尼斯，用他那一套打压别人，碰到手慢的，她总是很大声地嫌弃别人拖了她后腿。

她确实比别人做得好，我的打包技巧就是她教的，她告诉我，打包的时候盒子是反过来的，所以我们应该把最后一层的螃蟹铺得很整齐，这样翻过来后是第一层，至于剩下的几层，都是藏在中间的，保证重量就行，不必太在意排列。这样一套下来，她一直是打包最快的人，组长和买家验收，她的盒子也最漂亮。

我和她聊天，她说她叫苏芮，上小学的时候跟着妈妈改嫁一起来的挪威。后来，家里新的孩子出生，她就独立出来自己生活。因为同样在这里属于少数族裔，我能理解她一些微妙的想法，她可能也比我这种做兼职的更需要一种认同感，哪怕丹尼斯和船长都没有正式给予过她任何实质的领头或者组长身份。

我问苏芮，你觉得你的母语是泰语还是挪威语？她说，我刚来的时候，根本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但现在，我觉得我和其他挪威女孩没有任何区别。在餐厅，她不和我们夜班说英语和挪威语的人一桌，本地人都暗暗不太待见她，觉得她对其他同事太苛刻了。所以，她和白班的东欧人坐在一起。我有时候会想，如果真的受到了认同，那是不是也不用特意强调「没有任何区别」?

至于其他的同事，有一个人跟我解释，他一直都做的是蓝领体力活儿，如果在这个行业里你去顶撞上司，会显得你特别不专业。在我前几次和丹尼斯吵完之后，他们会逗我开心，说没事，我们晚上回去帮你用皮带勒死他。但我们都知道，不会有人真这么做。

船员在甲板上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