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青少年出现这么多的情绪问题，归根结底，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的结果，是一种时代病。”郑毅如是说。

治疗困境

抑郁症与遗传有多大关系？目前很难说清。《沈渔邨精神病学第六版》中指出，在抑郁障碍的发病过程中，遗传学因素具有关键作用，但遗传学影响的作用方式十分复杂。一般认为，遗传因素可能导致了一种易感素质的产生，例如某种神经递质系统或其他生理功能的不稳定。而具有这种易感素质的人在一定环境因素的诱发下发病。较为敏感的人在较轻的环境因素影响下便可能发病；而不易感的人在极重大的环境因素影响下仍可能不发病。

前述专著还指出，易感素质并不一定完全来自遗传，早年生活经历如童年丧亲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梁红就指出，如果在人的幼年成长期，遭遇一些大的创伤事件，比如丧失经历，或者是比较大或持续的创伤事件，这类事件可能会对仍在发育的大脑产生影响，令孩子对环境和自我的解读产生偏差。如果孩子到了心身急剧变化的青春期，没有得到支持，“会认为自己不够安全，自己不够优秀，自己不够可爱，不值得被人爱，最终导致情绪问题”。

还有熟人作案的极端创伤。周玉明一直记得那个被性侵的小男孩。在小学三年级开始，男孩就持续遭遇大伯的侵害，但当他把自己的遭遇告诉父母时，父母却不相信。后来男孩出现了重度的精神障碍，并对身边的人采取极端的态度。“把握不了与人相处的度。如果他特别认可你这个人，就特别崇拜，如果是陌生人，他就特别敌视，充满攻击性”。

周玉明说，遭受性侵的男孩长大后，情绪不稳定，抑郁与躁狂交替出现，这是典型的双相情感障碍。他还时常看到幻觉，自伤和自杀多次。男孩住院之后有所缓解，但创伤造成的影响将很难抹去。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