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儿童精神科挤满抑郁症小患者 这届孩子怎么了？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科主任何凡的门诊，半天就有40多名病人前来就诊，其中三分之二都与抑郁焦虑有关。

在她所在的医院儿科住院部，有抑郁和焦虑障碍的孩子占了超过一半的床位，他们基本是重度患者，大多数有自伤自杀倾向，住院治疗是为确保安全。

尚未定型的青少年，心理问题比成人更难以琢磨。

大多数情况下，抑郁和焦虑交织着，根据不同的因素，又可能共患其他问题。

今年10月公布的首次“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73992名被调查的17岁以下的儿童与少年中，有3.2%的人被确诊抑郁障碍，4.8%的人被确诊焦虑障碍，患病率是精神分裂症和孤独症的几十倍。

根据2019年的数据，中国全部人群抑郁症的患病率为2.1%，焦虑障碍的患病率为4.98%。

除去这些确诊者，拥有消极情绪的青少年范围可能更广，一些量表调查显示，2020年，中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达24.6%，而乡村儿童的抑郁检出率为 25.2%。

当孩子从学校掉队，甚至想放弃生命时，越来越多家长意识到孩子可能是生病了，而不是“矫情”。

当孩子被确诊后，总希望医生解答“为什么”。

面对这些急切的询问，何凡很难给出简单又确定的答案。

她向《中国新闻周刊》承认，在青少年的诸多心理问题中，抑郁和焦虑受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影响更大，但并不能简单归因于某个因素。“抑郁症是时代病，我们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组成的生态系统出了问题”。

不易识别的儿童抑郁症

何凡说，过去，因抑郁焦虑而来求诊的孩子没有那么多。

就在五年前，他们医院儿科病房住的也还主要是患有精神分裂、智力发展障碍等问题“更严重”的孩子。

由于缺乏历史流调数据对比，无法确定少年儿童的抑郁焦虑患病率是否在升高，但可以确定的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带着孩子来看抑郁。

与成人相比，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障碍在行为上体现的更加“非典型”，也更难被发现和诊断。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介绍，根据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的《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在儿童和青少年中诊断重性抑郁障碍（MDD），需要至少两周持续的情绪变化，具体表现为悲伤或易怒，缺乏兴趣或快感缺失，这些症状需要给患者带来功能上明确的改变。“其中儿童和青少年可能比成年人表现出更多的焦虑和愤怒，更少的植物性神经症状，以及更少的绝望言语”。

林红指出，在上述手册中，还提到了持续性抑郁障碍，包括慢性重度抑郁障碍和恶劣心境（DD）。这是一种慢性疾病，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患者以抑郁和/或易怒情绪为特征，并伴随着食欲不佳、睡眠问题、精力不足、自尊低下、注意力不集中和无望感等症状，持续至少一年。

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障碍团队领衔专家、教授郑毅说，对成人来说的怪异现象，如自语自笑，对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学前儿童可能就是正常的，因此诊断儿童精神疾病更加困难。以抑郁症为例，郑毅说，成人患抑郁症候的典型表现为“三低”，分别是情绪低落、思维迟缓和活动减少，伴随着食欲下降和睡眠障碍，而对儿童来说，可能就只是表现为“烦”。

“儿童就是以烦、以行为异常为主，少有唉声叹气和流泪的表现。”郑毅指出，儿童患抑郁症后很少会哭泣或表达消极想法，反而时常表现出易激惹、发脾气、离家出走、学习成绩下降和拒绝上学。但麻烦的是，“儿童死的念头很突然，冲动间就出问题了”。

儿童在12岁左右会进入青春期，直至18岁成年。这期间抑郁也以更高频率出现。在今年10月公布的“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7399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中，12~16岁所患精神疾病的概率，显著高于6~11岁。其中，焦虑症的患病率在8至11岁间较高，年龄超过12岁后，注意力缺陷、破坏性障碍和抽动障碍的患病率会显著下降，但抑郁症和药物使用障碍的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2006年的一项国际分析研究表明，13岁以下儿童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2.8%，13~18岁青少年为5.6%。其中，重性抑郁障碍在儿童中的患病率约为2%，在青少年中的患病率为4%~8%。总体来看，13岁以上青少年抑郁障碍患病率为13岁以下儿童的两倍。

孩子的突然长大，总是令家长措手不及，也会对可能的病情存在误解。在何凡的诊室里，一个黑瘦的中年男子独自坐火车赶到北京，倾诉最令他苦恼的孩子“网瘾”。几天前，因为被没收了手机，上初三的儿子冲动地打人，把自己锁在房间，摔完东西后吃了一整瓶药自杀。

在这位憔悴父亲的意识里，孩子可能病了，但仍有“胡闹”的成分。他特意向何凡提起，孩子被送去洗胃后，血液里的药物浓度并不高，他认为孩子没有吃完整瓶的药，不是真的想自杀。“孩子马上中考了。”他心存侥幸，称自己打算请班主任好好劝劝孩子，争取让孩子参加半个月后的英语听力考试。他还问何凡，有没有药能治孩子的“网瘾”。对方告诉他，沉迷网络只是现象，孩子其实是情绪出了问题，喜欢玩手机是因为觉得和人交流没意思，她认为孩子已经有生命危险了，建议孩子休学住院。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一些家长会忽视孩子真实的想法，没有尊重和理解孩子的感受。

这位父亲不断问“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心结’在哪里？”何凡提高了声音回答：“问题就是孩子抑郁了，你要意识到这是个病，原因很复杂。”她强调说，“骨折也要治疗，不会努力一下就长好的。”

许多青少年患者身上抑郁与焦虑共存。何凡说，焦虑体现为对上学和成绩的担忧，抑郁则是心情低落。“焦虑抑郁就像两个孪生姐妹，长得很像，又成对出现。一个人抑郁的时候，必然会有焦虑的情绪，而焦虑得不到缓解，必定会越来越抑郁。

家长对孩子身上的负面情绪往往发现较晚。何凡说，当孩子刚出现抑郁和焦虑时，由于没有影响学习等主要社会功能，容易被家长忽略。“只是认为孩子变得不听话”，而当孩子已经无法正常上学，说明病情影响了认知水平，社会功能受损，这时再来就诊，已经为时已晚。“对青少年来说，当恶劣心境持续一年，就有可能发展为病变，在社会功能受影响之前，孩子可能有长达半年或几年的时间，处于焦虑抑郁、或者恶劣心境的状态”。

青春期孩子的大脑

一个女中学生低着头，把腰弓进椅子里。初冬的天气就像她的心境，冷风凛冽，寒潮降临。她掀起袖子，新新旧旧的划痕像蛛网一样爬满手腕，站在一旁的家长脸上也写满了愁苦。

何凡每周有三个半天门诊，这样的女孩她每次都要见到几个。她们因无法控制抑郁或焦虑的情绪而自伤，这是自杀的高危因素。儿童在12岁左右将迈入青春期。这是迈向成人社会的第一步，学业压力陡升，人际关系开始复杂，外表也逐渐成熟，心理问题更加突出。研究表明，青春期的孩子罹患抑郁障碍的比例翻倍，女孩患病比男孩多一倍。

有研究显示，不论在成人还是青少年中，女性患抑郁症占多数，患病男女比例均在1：2左右。造成性别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女性的认知脆弱性，特别是女性更倾向于通过沉思和消极推理方式对负面事件作出反应。而在一般问题上，女性似乎比男性具有更消极的认知取向，当面临问题或不良结果时，女孩对自己负面推断更多。这或许与在传统文化对女孩的刻板印象下，父母不同的养育方式有关。

美国于1999~2016年开展的一项研究指出，女孩尝试自杀的次数更多，但死于自杀的男孩却更多，原因在于，男孩通常会选择不可挽回的自杀方法。有分析指出，女性更在意别人对自身的评价。尤其在社交媒体时代，互联网充斥了碎片化的评价性话语，女性更容易深陷其中，并受到负面影响。

14岁的少女小璐（化名）患有重度抑郁焦虑障碍，但不是因为沉迷网络。她自认为受到了来自老师的言语伤害。“老师经常对每个学生作出很多的评价和定义，还把我们互相对比。”小璐觉得，这些定义“有时候甚至是轻率的”。她试图反驳老师，但发现老师不仅不听解释，还会对她进行“人格上的贬低”。而老师批评的原因，是她成绩的下滑。她渴望老师的表扬，但即使她某次考得好，老师也没有表扬，“让我觉得我永远不够好”。

小璐妈解释说，从2021年起，北京实施新中考，将共计十个科目计入中考评判标准。小璐在初中的课间休息只有5分钟，每个课时都被挤占得满满当当。“分数是老师的业绩，老师们也被裹挟其中”。

青春期孩子的抑郁症患病率为何显著上升？2009年的一份国际研究表明，可能原因包括对社会地位的重视程度增加，成年人的监督与支持减少，与父母的冲突增加，睡眠不足，以及药物使用等冒险行为的增加。而201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青春期孩子的大脑中，前额叶皮质尚未成熟是一个原因。

脑部的前额叶皮质负责决策和自控，在处理复杂决定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尤其对涉及权衡短期目标及其长期影响的决定尤为关键。林红指出，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到，青少年不同于其他人群，是人生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青少年时期的健康将影响整个生命周期。“青少年追求回报的大脑部分的发育，早于负责规划和情感控制的部分。青少年的大脑还具有出色的变化和适应能力，这意味着他们的实验探索和冒险行为，更多与大脑本身的发育有关，而不是病理性的”。

林红说，这也意味着，青春期孩子难以对未来有长远规划，“干了就得你说我好，想要就得马上能得到。”她说，青少年很多行为显得不切实际，同时他们也容易因情绪波动，冲动行事，做出风险行为，如果遇到刺激，可能冲动之下酿成负面后果，这个时候，家长和老师的鼓励就变得很重要。“青春期的孩子看起来像大人，家长认为长大了，不需要保护了，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长大了，但实际上并没有真的长大”。

郑毅指出，青春期问题一直受科学界关注，普遍的观点是，青春期会成为心理问题的放大镜。“如果孩子原本就有焦虑或对立违抗的问题，到了自我意识更强的青春期，这些问题会更突出、会进一步发展”。

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郑毅认为，如果孩子的生理成熟、心理成熟和能力相匹配，就能顺利度过青春期，如果不匹配，就可能出问题。他指出，在如今这个物质富足、信息发达的年代，家长给孩子提供优渥的物质环境，却容易忽视他们的心理发展。“有的小孩独立上幼儿园都难，还有的到了十几岁，长得人高马大了，还必须和妈妈一起睡，等到这样的孩子在青春期时，没有足够独立的能力，就可能心理会出问题”。

内心的压力有时会外化为身体的伤痕。在何凡11月底的那个半天出诊中，青春期女孩都有抑郁和焦虑，其中有四个女孩的手腕布满划痕，其中最小的10岁。一项涵盖美国66家医院的调查显示，从2010年开始，女生的自残率逐年上升，而2015年自残女生的数量是2009年的三倍。

在临床诊断中，这种行为被称为“非自杀性自伤”，自伤带来的冲击性感受能够释放压力。在安定医院儿科住院部，对有强烈自伤意愿的孩子，护士会在他们手腕处绑上猴皮筋，用皮筋弹皮肤的痛感代替割腕。

何凡接诊的一名10岁女孩在意妈妈对弟弟的偏心，学校的环境也让她不自在。何凡提醒家长，孩子病得重，一定要取得老师的理解与支持。“这个时候可能（老师）稍微对她有一点微词，她可能就被压倒了。”服药一阵后，小女孩开朗了些，但仍在找机会伤害自己。父母便将家里所有尖锐的物品都收了起来，但到了学校，她借同学的美工刀划手腕，老师发现后，把孩子退回家。因为退学，小女孩又被自罪自责的情绪包围，“小孩子有时候不一定真想死，但可能会冲动地做出都没有办法承受的一个结果。”何凡提醒。

从脑影像学上来看，抑郁障碍患者的大脑没什么特别之处。不过一些研究显示，在抑郁障碍患者的大脑里，负责传输信号的神经递质发生了细微的异常，这些异常不止体现在神经递质浓度，也体现在相关神经通路和结构上。目前，一些抗抑郁药的药理学作用，在于恢复这些系统的正常调节。

更复杂的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他们的抑郁与躁狂交替发作，有低有高。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和长期观察，很容易将正处于低落期的患者误诊为抑郁症。何凡指出，抑郁障碍与双相情感障碍是两种不同的疾病，不会互相转化，“是两条路”。但如果贸然对双相障碍患者使用抗抑郁药，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

双相障碍患者在低落时，也是自伤的高危人群。“期中考试完了对答案的时候，我连遗书都写好了。”用长刘海和黑框眼镜把脸遮起来的小女孩低声说，因为回校参加考试，她的情绪波动很大，在一天之内，情绪的高涨和低落能循环四五次。“数理化全不会。”她的母亲失望地说。而眼镜女孩也充满自责，她说自己脑袋里有两个小人，一个人总是责骂另一个不够努力，不该打游戏看动画。

何凡告诉这位家长，女孩正在生病，抗挫折能力“几乎没有”，家长应该理解孩子，不能责怪她不够坚强。“你越这么说，她会越觉得家长不理解她，这种消极的想法也会越来越强烈”。

时代病

小璐的个头已经超过了母亲，满脑子都是自己的主见，但她不敢把心里话告诉母亲，怕遭到责怪。学校里的事已经让她筋疲力尽，而她在家里也无法放松。“我妈对作业质量的要求很高，还给我布置额外的作业，比如背古诗背单词刷题之类的，这才是让我崩溃的原因。”她说。45岁的小璐妈坐在旁边，流起了眼泪。她承认，自己对孩子管教太多，没能倾听孩子的声音，“造成的现在这种结果，我要占2/3以上的责任。”

“女儿从小就是小乖乖的样子。”她说，过去她是习惯性地推着孩子往前走，认为压力能让孩子变好，但直到小璐生了病，她才发现，这是一种自私的想法。“我是把压力和期待放在孩子的身上，让她帮我忙去实现，都是为了让我自己心里舒服。”

如今，小璐妈不得不停下来往前推的“惯性”，好好思考“为什么要养孩子”这个基本问题。她说，现在孩子的生活条件已经远远超过了她小时候，但自己还是“想要更好”。她将原因归结为自己“想要更好”，以及要面子与攀比心理。此外，独生子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家里有好几个孩子，那总会东边不亮西边亮，现在只有一个，损失不起，只能精耕细作。”她说。

“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育儿焦虑中，家长都害怕自己的孩子落下。”北京回龙观医院下属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梁红说，在她接诊过程中，许多时候都要帮忙调整家长的心态。“比如家长都想让孩子乖，不要违背大人的意愿，但都忽略了要放低姿态，去沟通和引导孩子。”

对于一些精神疾病患儿，护士发了药之后需要监督患者把药吞下并检查口腔后才能离开。图/视觉中国

但梁红也认为，没必要把过多的责任推到家长身上。某种程度上，家长也是这种社会文化的受害者。“社会发展这么快，在希冀阶层跃迁与担心跌落的压力下，家长其实也很疲惫了，情绪很满了。”她说，但当孩子生病，很多家长会变得非常自责，“甚至于哭得比孩子还上心”。她认为家长也很茫然。“从来没人教家长应该怎么做，所以都是在摸索，社会也应该给家长一些信息资源，让他们去学习，去学会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在林红的诊室里，也时常出现比孩子情绪问题更严重的家长。“网上都流行说‘父母皆祸害’的说法，但这是不客观的，我一定要在这里说清楚，这不是家长的错。”她说，“儿童心理问题确实和家庭密切相关，家长的行为问题也是传自上一辈，如果说家长不会经营家庭，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习的机会。”

林红专注于心理治疗中的家庭治疗。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理念源于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当时发现一些住院时情况好转，回家后容易复发，于是医疗人员就准备从家庭出发，疗愈家庭的心理疾病。林红说，在家庭和资料过程中，她很多时候需要处理家长信中的内疚，“他们会觉得是自己不够好，才让孩子生病的。”每当这时，她都会解释心理疾病的原因复杂，既包括遗传因素，也包括心理和社会因素。

当家长带着孩子来治病，开展家庭治疗的难度就大了一些。林红说，有时经过评估，会发现家长焦虑严重，或者难以控制情绪，不清楚如何去养育孩子。“比如孩子上次考了97分，这次考了95分，家长就反复琢磨为什么少两分，是不是晚上没有好好学习。这样的家长焦虑太严重了，归因也特别简单，并不客观。”她说，孩子每天与这样的家长相处，也容易产生冲突和情绪问题。林红解释说，在抑郁症的治疗中，药物可以改善情绪，而家庭治疗最重要的是教会家长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如何支持孩子，经营家庭关系。打个比方，“如果妈妈治好了，孩子也不容易得病了”。

何凡时常感到，来访的孩子虽然每天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却缺少了亲密关系。她说，比如孩子划伤手腕，用长袖遮住，直到问诊时父母才会知道，这揭示了家庭成员在平常的互不理解，缺少交流。“有一种疏离感，这或许与我们的时代有关系”。

我们迎来了智能手机替代面对面交流的时代。与只在手机上通过文字、语音甚至视频交流不同，从生物角度上来说，人面对面时能接受更丰富的信息，不论是语言环境、声光电的刺激，还是情绪的传达，对孩子来说，这些真实的刺激更有利于大脑发育。

现在，即使是面对面，家庭成员间也没有交流的欲望。“现在在很多家庭捧着手机各玩各的，孩子写作业或玩游戏，妈妈逛购物网站，爸爸可能也在玩游戏或看新闻。”何凡说，每天早上，父母与孩子匆忙起床上班上学，下班后说不上几句话就各自睡去，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2017年，美国心理学家简·特温格在著作《互联网世代》中将在1995年之后的孩子称为互联网世代，他们更晚熟，不愿参与需要与他人面对面的交流活动，而宁可用更多时间来独处，同屏幕互动。

特温格发现，一方面，同抑郁和其他自杀类似的结果诸如想自杀或尝试自杀存在显著相关的，只有两种活动：一是使用电子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电脑；二是看电视。而另一方面，有5种活动与抑郁症存在着负相关，它们分别是：体育运动和其他形式的锻炼，参加宗教活动，读书，面对面的社会交往，以及做家庭作业。

特温格的研究指出，若孩子们每天闲暇时盯着屏幕不超过2个小时，他们患上抑郁症的风险并不会升高。但只要每天的屏幕时间超过2小时，那么每多看一小时的屏幕，抑郁症的风险就会相应增加。

“整个社会的生态系统发生了改变。”何凡说，这个生态系统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许多老师曾向她抱怨，家长对他们缺少信任，“变得特别谨小慎微。而在1990年代，她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每次开家长会，她的母亲都会拜托班主任“好好管孩子，有什么事直接管”，但如今这种亲密和信任正在减少，“我觉得就算在夫妻间，也很难再有那种亲密的交流”。

随着亲密关系一同消失的，还有无忧无虑的玩耍。郑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社会环境的变化，是当下孩子心灵成长面临的最大挑战。他回忆起自己在1960年代的童年，当时的父母忙于工作，但平时各家的孩子们就一起在院子里玩。在玩耍中 ，孩子们学习社交规矩，懂得要靠自己努力才能玩得好，受人尊重，即使是一些天赋不足的孩子，也能学会配合别人的“生存之道”。“这样玩下来，抗挫折能力也有了，规则和分享也懂了。”他说，而现在的孩子与同伴玩耍的时间大大减少，在家人的过度保护下，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总觉得自己应该得第一，什么都该最好，一旦遇到挫折就受不了了。”

但郑毅认为也无法就此苛责父母。社会环境不同了，父母对孩子“撒手”会带来很多危险。但他建议，还是应当鼓励孩子多与同伴交往，在社会环境中参加规则性的游戏。“人类是群体性动物。群体动物要通过摩擦和打斗，经历挫折，才能确定自身的位置，找到在小社会中生存下去的办法”。

郑毅提到，心理虐待的两个标准，分别是没有满足孩子的心理需要，以及否定之类的负性心理刺激过多。“该补的不补，不该补的补太多了，我们关注孩子的智商、情商，但真正令孩子的成功的是逆商，就是与人交往中锻炼出的抗挫折能力”。

有的家庭甚至是破碎的，近十几年来，中国离婚率逐年升高，已经从2004年的1.24‰提高到了2018年的3.2‰。而父母往往难以注意到，抚养人的缺位，对孩子来说是重大的“丧失事件”。何凡指出，孩子7岁之前大部分时间都与父母在一起，但如今，这种亲密关系愈发纠结和破碎了，对孩子的安全依恋关系影响很大。

由于缺乏亲密关系的滋养，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或许更多。据民政部2018年8月底的统计数据，中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其中四川、安徽、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和贵州7省农村留守儿童总人数，占全国总数的69.5%

11月23日，公益组织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发布了《乡村儿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的结果采用量表筛查的方式得出，结果显示，乡村儿童的抑郁检出率为 25.2%，略高于《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 2020）》 中2020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24.6%。

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周玉明曾参加一项针对乡村儿童的调查，选取了5099名年龄在9~10岁的乡村儿童，其中留守儿童3953人，他们的主要养护人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其受教育水平大多为小学或未上过学。调查显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发生率分别为15.6%和11.6%。这次调查结果显示，留守儿童发生抑郁、焦虑和行为问题的风险均高于非留守儿童，这与2018年的一项荟萃分析结果一致。

周玉明说，由于基层儿童精神科医疗资源不足，农村儿童的轻症抑郁焦虑检出率比城市更低，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在多动、注意力不集中问题和情绪症状情绪问题上更为突出，“由于养育人都是年老的祖辈，缺少父母的高效陪伴，留守儿童更容易低落、与同伴关系差、学习困难以及自伤”。

“儿童青少年出现这么多的情绪问题，归根结底，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的结果，是一种时代病。”郑毅如是说。

治疗困境

抑郁症与遗传有多大关系？目前很难说清。《沈渔邨精神病学第六版》中指出，在抑郁障碍的发病过程中，遗传学因素具有关键作用，但遗传学影响的作用方式十分复杂。一般认为，遗传因素可能导致了一种易感素质的产生，例如某种神经递质系统或其他生理功能的不稳定。而具有这种易感素质的人在一定环境因素的诱发下发病。较为敏感的人在较轻的环境因素影响下便可能发病；而不易感的人在极重大的环境因素影响下仍可能不发病。

前述专著还指出，易感素质并不一定完全来自遗传，早年生活经历如童年丧亲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梁红就指出，如果在人的幼年成长期，遭遇一些大的创伤事件，比如丧失经历，或者是比较大或持续的创伤事件，这类事件可能会对仍在发育的大脑产生影响，令孩子对环境和自我的解读产生偏差。如果孩子到了心身急剧变化的青春期，没有得到支持，“会认为自己不够安全，自己不够优秀，自己不够可爱，不值得被人爱，最终导致情绪问题”。

还有熟人作案的极端创伤。周玉明一直记得那个被性侵的小男孩。在小学三年级开始，男孩就持续遭遇大伯的侵害，但当他把自己的遭遇告诉父母时，父母却不相信。后来男孩出现了重度的精神障碍，并对身边的人采取极端的态度。“把握不了与人相处的度。如果他特别认可你这个人，就特别崇拜，如果是陌生人，他就特别敌视，充满攻击性”。

周玉明说，遭受性侵的男孩长大后，情绪不稳定，抑郁与躁狂交替出现，这是典型的双相情感障碍。他还时常看到幻觉，自伤和自杀多次。男孩住院之后有所缓解，但创伤造成的影响将很难抹去。

农村儿童的就医情况更不乐观。周玉明说，他在门诊接待的患者中，只有约10%来自农村。他推算，农村儿童获得治疗的比例可能只有5%左右。他还指出，这些少数的前来治疗的农村儿童，许多是严重智力障碍，或者孤独症、精神分裂症之类的严重心理障碍，已经影响到上学或危及生命。“农村孩子患有注意力缺陷，或情绪不好这种轻微的症状的，门诊中很难见到。”但这并不能说明农村没有这类的小患者，很可能他们只是没有来看病。

药物治疗只是对付儿童精神障碍的武器之一。周玉明介绍说，在接诊儿童患者时，他时常使用的药物包括抗抑郁剂、抗焦虑药物、心境稳定剂、抗精神药物、睡眠药物等。但这些药物起到的作用，更多在于缓解症状，改善患者社会功能。周玉明说，对一些患者来说，如果改善不十分明显，或惧怕副作用，可能会放弃治疗。他指出，在他接触的患者中，不论效果大小，都积极治疗的只占一部分，还有许多人当发现治疗后无法恢复到患病之前的社会功能，“可能就去走别的路了”。

作为临床心理医生，梁红认为，对于未成年人的情绪问题，应该多考虑心理治疗。她解释说，由于不能在未成年人身上做药物试验，因此目前的精神科药物都是针对成人的，用药时要特别注意对不同的个体调整剂量。而心理治疗可以调整孩子的认知、改善人际关系，进行家庭治疗，或者教授一些应对复杂事情的技能。“不过，对于严重的孩子，尤其是心理治疗效果不好的，也要考虑用药”。

不过，目前正规的心理治疗可获得性较低，何凡的患者时常反映预约不到。心理治疗师需要经过临床医学专业和心理学专业培训，并在需在医疗卫生机构内提供服务，门槛高，数量少。

林红从业近20年，她发现家长和孩子都对心理问题更加重视了，但也有一些遗憾。她时常想起一个小男孩 ，刚刚二年级，因为行为出了问题，父母将他带到林红的诊室，但不肯承认孩子有“精神疾病”，认为只是“打得轻”。林红说，问诊结束后，小男孩不舍得走，围着她的诊桌转圈，要求父母多约几次治疗，但父母没有响应。作为医生，她看得心里难受，“其实我特想帮他，但就是没辙”。

小璐妈也曾忽视女儿病情，直到情况愈发严重，小璐曾经两次尝试自杀，她才转为积极为孩子寻求治疗。目前小璐的状况已经稳定，并计划明年重返校园，但母女俩都对未来充满担心。“每个有抑郁症孩子的家庭都是一个孤岛。”小璐妈说，女儿生病以来，她很少感受到来自学校和社会的帮助。小璐的学校按规定配备了两名心理老师，但学校有五十多个班，两位老师承担心理课教学任务已经不堪重负，无暇关注个体的心理健康。未来，小璐妈打算与老师“斗智斗勇”，帮女儿争取喘息空间。

“我要和我女儿站在一起，毕竟她才是我的宝贝。”小璐妈伸出手，搂了搂差点失去生命的女儿。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