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取经”时，也有学校介绍了富有特色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比如邀请学生家长（多是社会精英，拥有体面职业）到学校给学生“授课”；以及自编授课教材。听到这些，张毅唯有感慨当前农村学校这在一领域的“一片空白”。
“倘若开课，教师、教材都成难题。”张毅说，况且，农村学生的父母多在外打工，且职业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可能像城市里的父母那样“现身说法”。
对于成都树德中学而言，这些都不是“问题”。早在2013年，该校便开始试行生涯发展课程。此外分层、分类等教学方式也在个别学科试行，提前对新高考下的管理模式进行尝试——这些探索都是“自觉”的。
相较之下，张毅所在的农村中学目前做得较多的仍是学习和“消化”沪浙经验。尽管意识到改革会在管理模式及技术应用上对学校提出新要求，但他们目前颇感“无力”，唯等上级部门作统一安排。
更大的困难还来自于“师资”问题。澎湃新闻2017年3月份曾走访石门县多个乡镇中学，彼时师资流失问题已困扰这些学校多时。张毅所在学校一名负责人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县城两所中学几乎每年都会通过公开选调从农村“挖”走一批骨干。在县教育局组织下，这位负责人曾跟随县城中学一道前往湖南师范大学招聘，结果是“城里中学投来的简历一摞又一摞，自己学校没一个人来问”。
张毅告诉澎湃新闻，湖南新高考改革时间表确定后，为储备教师资源，城里实力丰厚的中学“挖人”的力度猛于从前——今年暑假前后，又有多名老师离开。“省城学校挖市县老师，市县学校挖乡下老师。”张毅坦言，最受伤的仍是处于末端的农村学校。
可在他看来，老师恰恰是新高考改革的一大关键。“没有足够的老师，‘走班制’开展起来有困难。”更令张毅无奈的是，新高考本应促使中学发展自身特色学科，但对他们学校来说，老师“数量”尚且捉襟见肘，遑论在“质量”上形成“特色”。“当然，改革一大目标是给学生提供自由选择学科的权利，但这种选择不是无限制的。如果可以，我们也计划学习沪浙地区的‘套餐’形式，尽可能多地提供组合供学生选。”
此外，据张毅估算，目前学校教室勉强够一个年级开展“走班制”。“高中三个年级呢？”张毅说，作为农村学校，该校近年来扩建教学楼、食堂都是自己筹钱，至今还有“建设欠账”。教育部门会有一些拨款，但不多，主要用于改建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