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的一天，我在《北京日报》上看到了《北京师范学院夜大学历史专业招生》的广告，欣喜异常。因为我从小就对历史学感兴趣。7月13日，我来到北京师范学院（后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的东风楼报了名。随后，白天黑夜地找书、看书、背书。8月23日是个星期天，我到该院的红旗楼参加考试。8月31日下午，我双手颤抖地打开了该院发给我的信函，当“录取通知书”几个字映入眼帘时，我兴奋得蹦了起来。9月5日，我又来到历史系所在的东风楼报到，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涯。那年，我34岁，是同学里的老大哥。
兴奋过后，困惑袭来。一是我在北京酿酒总厂运输科的工作，同所学专业一点儿不搭界，领导是否支持；二是每周的一、三、五晚6时30分和周日（当时周日不休息）上午上课，这就需要早退和迟到，领导是否允许。当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向领导汇报时，单位党政领导明确表示：支持你外出学习，希望你安排好工作，报销你的学费。领导的表态对我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从此，我的行程就呈现出一个大三角形：清晨，我骑车从东四的家出发，到东三环外八王坟的酒厂上班；下午4点半骑车从酒厂出发，到西三环花园村上课；晚8点半下课后再骑车回到东四的家。从1981年9月入学到1986年7月毕业，五年来骑行了多少公里，没有算过，只知道车胎换了两次。
那时骑车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卫生间拿出毛巾擦拭前胸后背的汗；然后坐到教室里吃个面包喝杯开水就算一顿饭了。当时一点儿不觉得累，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我的同学中，现在有的担任了区县级的领导，有的成为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有的是满语专家，有些还上电视授课。大家共同的心声——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至于我们三兄弟家中的子女，不但都是大学毕业，有的还上了清华读了研究生。家庭聚会时，我常讲：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才让我们圆了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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