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不和谐的声音，是冲着安徽来的。
信念坚定的万里，得知情况后，毫不动摇。他说：“对于我们安徽的做法，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人说我们‘右倾'，搞‘资本主义'，也有人赞同我们，但不敢公开表态。……我们干我们的，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让群众去做结论，让历史去做结论吧！大队核算、‘穷过渡'、‘大概分'，你这些东西我这里没法学，学不了，难道还要强迫学？你可以不要自留地，不让社员养猪，不要集市贸易，我们这里可不行。”
万里还说：“既然《人民日报》领导说，我们也可以写文章。他们不点名地批评我们，我们也可以不点名批评他们，各说各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他的意见得到落实。1979年1月21日，新华社播发了题为《灾年创高产，一年大变样--安徽省来安县魏郢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的调查报告》。这篇长达6000多字的调查报告，详细介绍并充分肯定了包产到组的具体做法和经验，这是第一次在报刊上公开报道“包产到组”。1至3月间，通过记者对安徽农村改革的连续报道，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安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肯定了他们的经验，这无疑对全国农村改革是个巨大的推动，对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用事实和道理做了很好地回答。
第二次风波是署名张浩的一封来信引起的。就在安徽农村改革势如破竹、热火朝天的时候，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信中说：“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农业机械化也是很不利的。” “编者按”还提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张浩的来信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安徽农村引起震动，不少地方干部和群众深感不安。面对扑面而来的新的舆论压力，万里镇定自若，毫无惧色，坚定不移地支持农村改革。
张浩的来信和人民日报“编者按”发表、广播的当天，万里正在合肥。他听到广播后，说糟糕了，这跟省委“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得赶快给全省各地打招呼。万里当即给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电话，对他说：我们该咋办还咋办，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根据万里的指示，以中共安徽省委的名义，向全省各地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主要内容是，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不能变来变去，以便集中力量搞好春耕生产。
针对“张浩来信”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万里理直气壮地说：“报纸像公共汽车，他可以打票乘车，你也可以打票乘车，他写稿登了，你也可以写稿！”根据省委的指示，省农委的辛生、卢家丰两位同志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信。信中说；“包产到组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为什么现在却把它当作错误的做法，要坚决纠正呢？……‘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两年多了，但余毒未除，至今还禁锢着一些人的思想，好像包就是资本主义，一包就改变所有制性质，集体经济就瓦解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3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这封信，同时配发了题为《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因地制宜实行计酬办法》的编者按语，承认3月15日刊登的张浩来信及按语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要注意改正。”并表示：“不管用哪种劳动计酬方式和办法，不要轻易变动，保持生产的稳定局面。”《人民日报》的明确表态，避免了“张浩来信”可能造成的一些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