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做出“借地度荒”的决定，是经过了激烈争论的。有的同志认为，借地度荒是不相信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这样调动出来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的同志说，为什么借给社员个人能种，集体不能种呢？这是以“借地度荒”为名，搞分田单干，是方向道路问题。万里心平气和地说：我们讲的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如果集体有办法耕种，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总的原则是，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只要是把可以种麦、种菜的土地都种上就行，种上了就能有收获，总比撂荒好。不管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都可以度荒。
省委做出的这一重大的政策性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各地秋种迅速超额完成了任务，大部分边地也都种上了油菜、小麦和蚕豆。据统计，仅这一措施，全省就增加秋种面积达1000多万亩。安徽1978年遭遇如此严重旱灾，但第二年夏收之后，形势迅速好转，同省委及时做出这一正确决策是分不开的。
省委做出的“借地度荒”的决定，不仅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激发了农民自我解缚的勇气，不少地方由借地转为包地，把全部小麦、油菜包到户去种，由此引发了“包产到户”。
当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户的事情被汇报到省委后，万里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6日，省委又专门开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少人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挨过批判，不敢表态。万里说：“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因而使得一些人见了‘包'字、‘户'字就害怕，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可以说谈‘包'色变。但是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普遍要求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针对一些人对包产到户的思想顾虑，万里打趣地说：“搞包产到户会不会像有人担心的那样，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我说即使滑下去，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把它拉回来就是了。有人提出如果减了产收不到粮食怎么办？那就调一点粮食给他们就是了。”有了万里撑腰，有了省委的态度，肥西县山南公社干脆把所有耕地都划到户去包，开创了全省包产到户之先河。山南区的试验很快见到成果，并传到别的地方，滁县地区很快就有17%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
二、面对舆论压力，万里是怎样坚定地支持农村改革的呢？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大包干)的出现，在全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当时，农民暗里悄悄地搞，干部装不知道，怕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在这种情况下，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1980年1月，万里在一次会议上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
改革伊始，就遇到风波，典型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由安徽省委《六条》的产生引起的。1977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49号文件下达后，万里召开安徽省农村工作会议，根据本省农村实际，制定出《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六条》强调的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允许并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种好自留地等内容，与49号文件强调的“穷过渡”、“大概分”，明显不相符合。“六条”的新规定，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但也激起了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特别是当时中央主管农业一些领导人的不满和反对。有的人认为安徽在搞“资本主义”，方向路线有问题；有人说，安徽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调动的是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丢掉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是，他们指使一些人针对安徽进行批判。197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了一篇长达6000多字的文章--《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署名“驻大寨联合报道组”。文章说：“大寨人从来不笼统地讲调动积极性，而是讲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寨人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他们认为：‘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资本主义歪风的存在，对一部分思想落后的农民是有诱惑力的，而对许多想真正干社会主义的老实农民又是个打击；领导态度不明朗，群众思想就会乱，资本主义歪风就会越刮越厉害，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受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