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仍然主管农业，为全国农村改革把脉定向。为了支持、引导农村改革的健康发展，在他的主持下，党中央、国务院连续五年发了五个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起了指导、推动的作用。1982年1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一号文件形式发出的农村工作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称之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新型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文件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是中央以文件形式毫不含糊地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明确肯定它姓“社”又姓“公”。文件下达后，反响很大，农民特别高兴，说是吃了“定心丸”。到1984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99%以上实行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农村第一步改革初步胜利实现。我国连续几年农业特别是粮食增产幅度很大，1984年达4000亿公斤，人均400公斤，接近世界人均水平。国务院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我国已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
1988年，万里离开国务院到全国人大，在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期间，对农村工作、农村改革仍然十分关注。1992年10月，万里主持人大常委会修改宪法，把现行宪法中关于人民公社的提法删去，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的基本经营管理体制长期不变。他的这一建议，在修改宪法中被采纳，并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通过。至此，中国农村的第一步改革，由万里亲手为它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四、万里在农村改革中为什么有如此的智慧和胆略？
第一，万里了解民情，关心农民。万里来安徽后，用了大约三四个月的时间搞调研，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在深入基层调研中，他亲眼看到一些农村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心里十分难受。时光过去20年后，万里对此仍记忆犹新。他说：“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安徽农村当年那种穷困的局面，促使万里决心打破“左”的框框，探索农村改革之路，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
万里关心农民的疾苦。1977年冬天，省里不断收到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山东等地的电话、电报，要求派人去接“盲流”。据不完全统计，那年冬天，仅凤阳县外流人口就有13000多人。万里来到安徽后，决心要解决讨饭问题。他说，讨饭这是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原因是吃不饱，吃不饱是因为生产没搞好。在省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研究如何解决凤阳农民外流讨饭问题。有人说：“那里农民有讨饭的习惯。”万里听了气愤地说：“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讲这种话的人，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他还会去讨饭？我们的农民是勤奋的，是能吃苦的，是有脸面的，只要能够吃得饱，他们是不会去讨饭的。问题是那里的条件并不坏，他们为什么吃不饱饭？我们的各级领导一定要把它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把问题查清楚！”在贫困地区县委书记座谈会上，万里动情地说：“必须把生产搞上去，争取今年粮食生产达到一个新水平。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你们要求什么样的政策条件都可以；但必须保证今后绝不能再讨饭！” 说到这里，他蓦地站起来，用手敲打桌子，激动地高声说道：“我上次说过，如果今年秋后哪个县再发生讨饭的，我就带着他们到你县委书记家去讨！社会主义还要饭，那叫什么社会主义？！解放快30年了，我们的农民还这么穷，社会主义优越性哪里去了？无产阶级是因为受穷才革命，革命不是为了受穷，要是为了受穷还革命干什么！”“我们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利益和生命来换‘社会主义'，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绝不是让人民挨饿受穷，而是让人民活得更美好！”万里的这些话，充满了对人民群众的真挚感情。这种深厚的感情，也正是万里决心改革的内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