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万里搞农村改革，得到邓小平的全力支持。万里在安徽能够大刀阔斧地搞农村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位改革家的背后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万里到北京参加了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期间，他找到邓小平，把安徽实行责任制和他在农村目睹的情况，向邓小平做了汇报，也反映了各方面的压力和不同看法。邓小平听后，果断地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这是邓小平对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次表态支持。万里受到鼓舞，信心百倍。回安徽后，他以坚定的口气对地县领导干部们说：“有人在报纸上对我们的新办法做了批评。报纸不种田，不打粮，到了秋后农民没有饭吃，可要来找我们哩！别理那一套，我们照样干！”
1980年3月，万里调中央工作后，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安徽又出现了一次全省范围的争论。有的人认为“包产到户的关键是分而不是包，是分田单干，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有的人叹息：包产到户导致农村“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有的人心有余悸，表态说：“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正当全省围绕包产到户、大包干进行争论，很多人对生产责任制何去何从感到迷惘之际，邓小平站出来说话了。他于1980年4月2日，特地把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找去谈话。在谈到农业问题时，邓小平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穷的地区，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这次谈话，可以说是邓小平对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次表态支持。
邓小平第三次表态支持是在1980年5月31日。这一天，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中，着重谈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这番谈话，无疑是对安徽搞包产到户、大包干、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莫大支持与鼓舞，为几年来围绕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画上了休止符；这番谈话，一下子给决心搞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干部和群众吃了定心丸，更是给立志改革、决心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万里，以极大的鼓舞。
因为有邓小平坚定地站在从中国农村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的立场上，有邓小平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的思考，有邓小平对安徽肥西包产到户、凤阳县大包干的热情支持和充分肯定，由万里促成的安徽农村改革，这才大功告成！从此，发源于安徽的中国农村的第一步改革，沿着邓小平指引的解决温饱、奔向小康的社会主义轨道，健康地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