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宋时期由于建都开封，加之开封人口激增达百万之众，漕运的需求巨大，汴河对于保障开封漕运供应变得十分重要，因而北宋时期对于汴河漕运的管理开始制度化和规范化。北宋仍承唐转般法，并以“平籴”为其基础，江湖、两浙，宿亳（准南路）米麦，分别籴于真州（今江苏仪征）、扬州和泗州。发运使一员驻真州，督江浙等路粮运，一员驻泗州，负责真州至京师粮运。所在粮仓称转般仓，丰则增采，饥则罢籴，将当纳粮额折交斛钱（额斛），另从本地仓储中代支起运（代发）；诸路运转司所征漕粮交发运司。江南各路漕船按期至真州等仓后，还可装官盐返航，增加了效益。发运司掌六千只左右漕船，纲运制进一步完善，熙宁二年（1069年）又招募客舟与官舟分运，征召一批商船直运至京。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始定岁运江准税米三百万石，至道初（至道始于995年）五百六十万石，大中祥符初（大中祥符始于1008年）七百万石，其后渐升，真宗、仁宗朝（1023~1064年）因运河设施改善，年运量达八百万石。徽宗、钦宗时政治昏暗，漕政败坏。蔡京废转般法，改直运法，至北宋末，转搬法和直运法时用时废，汴河漕运制度走入混乱的末期。

到宋代汴河漕运编纲方式改为“每五百料船二十五只为一纲，四百料船三十只为一纲”（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碥・食货四六》，第7038页。）在人员的配置上，在导洛通汴之后，纲船人员开始裁减，时任江准发运副使卢秉上书言：“黄河入汴，水势湍激，纲船破人数多。今清汴安缓，理宜裁减。欲令六百料重船上水减一人，下水减二人，空船上水减二人，下水减三人，余以差减。”对于汴河上行驶的漕运船只和运载的货物实行严格的管制，“诏非导洛司船辄载商人私物入汴者，虽经场务投税，并许入告，罪赏依私载法。即服食、器用、日费非贩易者勿禁，官船附载发箔柴草竹木亦听。仍责巡河催纲巡检都监司觉察”，“都提举河汴堤岸司乞禁商人以竹木为牌筏入汴贩易”（清徐松《会要辑稿方域一六》，中华书局，1957年版）。原来汴河上长期漕船夹带私货的惯例被禁止，汴河上依赖漕运为生的技头、水手、水脚工等人员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此后，为营生汴河漕运物资被偷盜日渐增多，漕运人员大量流失，对漕运造成严重影响。到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北宋灭亡，南宋和金长期对峙，汴河沿线成为战争前沿，汴河疏于管理，河道逐渐湮灭，漕运功能丧失，汴河的漕运管理基本上就画上句号了。

作者：赵彦志作者现为宿州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副研究员。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河南段）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