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汴河在隋唐宋时期的地位

汴河沟通黄河和淮河，连接着政治中心和江南富庶之地。隋代在开凿通济渠后不久亡国，其重要作用在隋代并未及时显现出来，到了唐宋时期，汴河成为唐宋两代保障漕运、支撑中央政府正常运转的经济生命线。唐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评价道：“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唐王朝建都长安，大批军物资仍由江准地区供给，这些物资都要由汴河运送至黄河，再转入长安。唐天宝以后，河北藩镇割据，唐王朝“赋取所资，漕运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准”。（《权载之文集》卷四七）此时的汴河关系着江准租赋能否送达中央，亦关系到唐王朝的经济来源是否有保障。史料记載，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三年间从江淮输送进京的粮食共七百万石。天宝年间，最高时一年甚至达到了四百万石。但是，安史之乱后，由于漕运废弛，输送量锐减，造成京城长安以及整个关中地区粮食严重短缺，饥荒不断。贞元元年（785年），供应皇宫的粮食储备一度不足十天的用量。朝廷急命镇海军节度使韩滉从江南运粮接济，运抵关中，保障京师供应。第二年四月，关中地区的粮食无法保障，引起了禁军的不满，险些酿成兵变。韩滉沿汴河从江南运送的三百万石粮食及时到达，才解除了燃眉之急。据说德宗得到这个喜讯后不顾身份，跑到东官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可见在唐代，特别是中后期，汴河漕运对于保障朝廷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

北宋建都于东京（今开封），其漕运主要依靠汴河。《宋史・食货上三》载：“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汴河漕运粮食竞达八百万石，为北宋时期漕运的最高纪录。史载在北宋淳化二年（990年）六月，汴河在近城浚仪县的一段河堤缺口，宋太宗赵光义亲自去视察，步辇行走在泥水中，宰相、枢密院使等大臣连忙劝阻回驾，宋太宗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可见北宋时期的汴河不但是把经济重心的南方与政治、军事中心的开封连结起来的无可替代的重要纽带，而且还是国家安全的系带。正如《宋史・河渠志》所说：“汴水横贯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宋代张方平在《论汴河利害事》中云：“今日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京，大也；师，众也；大众所聚；故谓之京师。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城，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张方平的论述充分说明了汴河的重要作用及其和宋王朝的密切关系，汴河漕运就是宋王朝的建国之本和立国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