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尔后的几年里,我在《浙江日报》不断跟踪报道龙港的新气象、新面貌。《科技兴“城”看龙港》《“农民城”新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等多视角的报道向外界打开龙港另一扇“窗”,我成为《浙江日报》报道龙港改革的“首席记者”。

1992年我调入新华社,此后的10多年间,单独或与朱国贤、焦然、胡宏伟等同仁合作,在新华社、《瞭望》周刊、《浙江经济报》持续、深入报道农民城改革的新风貌、新经验:《“农民城”里无“农民”》《中国农民城为何能建成?》《“农民城”里观“农民”》《温州农民闯市场》《农民造城——龙港的奇迹》《现代都市不是梦——中国首座“农民城”听潮》《万国权赞扬龙港农民走出一条农村现代化路子》《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成功之路》等等。这些报道使龙港的改革形象进入全国层面。

　　中国小城镇改革的“催生剂”

1994年,龙港10年改革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个原先只有8000人的5个小渔村迅速成长为温州南部地区工业重镇,成为遐迩闻名、颇具工业、商业、城市服务功能现代化雏形的新型城镇。

新的问题伴随而来,龙港陷入了“成长的烦恼”:鱼儿大了,鱼塘小了。

龙港向何处去?我敏感地抓住这个新问题开展深度调研。那阵子,我听到最强烈的呼声是:撤镇建市。即龙港与一江之隔的平阳县重镇鳌江镇合并建市。时任龙港镇镇长李琪铁对我说,从经济发展的总体规模、综合实力,以及城镇基础设施等条件衡量,龙港已达到国家规定的县级市的标准。但龙港现有的镇级经济、行政体制的格局与经济发展发生日益尖锐的冲突,使龙港镇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小马拉大车”的困境。苍南县县长施德金也直截了当地对我说,龙港已到了非撤镇建市不可的地步。经过深入采访,我认为这个建市呼声顺应了时代潮流,代表了龙港未来的方向,对全国小城镇发展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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