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结果显示：在进入被执行程序的“被负债者”中，58.9％已经（或即将）被列为失信人；51.6％离婚后的个人工资被（或即将被）执行；20.5％的个人婚前房产被查封或执行；甚至还有4.7％的人在执行过程中遭遇拘留。
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一个婚姻毁了我前半辈子，一个判决又毁了后半辈子。
江西姑娘余天的生活便经历了这样从天堂到地狱的转变。她今年32岁，金融学海归硕士，娘家资产殷实，唯独婚姻太过轻率。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前，她甚至不知道丈夫老家在哪里，家里几口人。2014年，她离了婚，换来的，是接连不断的传票和起诉。她本来是个拥有2幢别墅、多处房产的“白富美”，转身就变成了负债2000多万的“白负美”。
但她最无法承受的，是周遭不明就里的指点与评论。她辞了工作，换了个城市生活，工资缩水一半，住在三人间的公司宿舍里，每天挤公交，只有周末能喘口气，乘5个小时动车，看看被家人照顾的两个孩子。
伤害并非局限于女性。根据彭云和李秀萍的统计数据，306个受害者中，有11.3％是男性。广西民族大学教授李长天就是一位“被负债的丈夫”。
出于对妻子的爱护和信任，他将自己的银行卡、工资卡、信用卡悉数交给在银行工作的妻子管理。直到因生活理念不同而离婚三个多月后，他才得知前妻深度沉迷于网络足球赌博，向7家小贷公司、3家银行和29人总共借款599.3万元，多年来拆东墙补西墙，资金链条终于断了，担心自己会犯诈骗罪，前妻还到派出所去自首。
前妻没有被法办，李长天却被以“共同债务”起诉了。他搜遍全家，向法院提供了诸多证据，其中包括一个“赌博笔记本”。“他们（赌博的人）管这个叫‘盘口’，具体哪天几点几分开球都记录得很详细。”李长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个本放在一个女士手包里，又塞进一个鞋盒，藏在卧室床下最里面。我平常怎么会翻一个女人的鞋盒子呢！”
但这些都没能为他免去偿还责任。李长天目前共收到3起诉状，一起未判，一起明确判决李长天承担连带责任；另一起虽一审裁定为前妻的个人债务，但之后下发了一页纸的“裁定补正”：根据“二十四条”，李长天无法证明自己毫不知情，仍需承担债务的强制连带责任。
因为债务和官司，李长天自己又欠下了30多万元，再没有经济能力继续打官司。一些债主直接跑到学校，有些明知他不知道妻子的所作所为，仍逼他还钱。从农村一路打拼到城市，读了20多年书，刚评上教授过了一年好日子，一夜间，李长天又一无所有了。他很担心，如果再有起诉，而他无力还债，被列为失信的“老赖”，“学校还留不留我？”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哭诉起来，“我本来一个好人，现在反倒被逼成了‘坏人’。”
“二十四条”为何成了伤害婚姻利器
然而，自“二十四条”实施以来，情况并不是一直这样糟糕。
2011年以前，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依托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发起成立——受理的适用“二十四条”的案子，都是离婚时财产分割“捎带”的，律所副主任吕孝权最初也“没太当回事”。
“当事人离婚过程中，常有夫妻一方拿出一张借条来，标的额都比较小，2万、3万、5万，最多也不超过10万。”他介绍说。即便法官按照“二十四条”判另一方承担共同债务，因为标的额低，“也就这么着了”。直到近两年，千千律所才把“二十四条”当成重大事件来研究。
吕孝权的感觉与李秀萍和彭云对裁判文书网的案件梳理结果相符：利用“二十四条”判定夫妻共同负债的案件数目，2004年只有41件，从2005年起缓慢上升，但也不过数百件；直到2013年，突然翻了几番，达17802件；2015年，更是激增到8万余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