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法院的通知又来了，这次是直接执行财产。一共3笔债务，基于“共同债务”的认定，胡蓉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强制她共同偿还。
胡蓉这才觉得异样。咨询律师后，她提交上诉书，并提请对借条进行笔迹鉴定。她所在的县城法院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新型案件”，上诉请求提交了3次，但都被驳回了。
上诉终于被临县中级法院受理时，已是3年之后。笔迹鉴定结果也出来了：借条书写时间为离婚后。她因此得以免于偿还前夫同事起诉的一笔35万元的债务。但是，另外一笔52万元和一笔18万元的债务，前夫表示，借条是后补的，钱却是离婚前借的。
没有转账记录，没有流水单，虽无法证实前夫的话，但也无法证伪。法院里的人告诉她，不要太乐观。
“哪里会乐观呢？”胡蓉说。没还清的贷款、服装店的生意、面临高考的儿子，打不完的官司……她的世界里，早已没什么值得乐观的事了。
制图|叶雪鸣
“二十四条”的前世今生
“二十四条”诞生于2003年12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明舜介绍说，进入21世纪后，中国开始出现夫妻利用离婚恶意避债的现象：一方大额借债后，将家庭财产转移到配偶名下，之后离婚。根据当时的法律法规，即便债权人通过法院起诉追债，借债一方因名下没有财产，亦无计可施。
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二十四条”应运而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有人借离婚逃避债务。”李明舜说。
“二十四条”明确：只要是婚姻存续期内的债务，只要债权人主张权利，按夫妻共同债务对待，即便离婚，未举债的一方，仍有连带偿还的义务。
但是，由于过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二十四条”从出台起就伴随着质疑。“忽视了家事代理权的有限性”是质疑的主要焦点。家事代理权全称“日常家事代理权”，通俗地说，是指在婚姻中，夫妻双方可以互为代表，与第三方发生利益关系、并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不过，这种权利仅适用于日常事务。
“‘二十四条’的缺陷在于，默认了夫妻在所有事情上都能互相代表，而忽略了婚姻中存在许多超出日常事务范围的债务，配偶确实可能是不知情的。”李明舜解释说，“比如借款一两万，就属于一般日常事务，但无端借款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不买房不买车，就超出了日常事务的范围，这时再要求配偶方承担责任，就忽视了婚姻中无过错一方的正当权益。而‘二十四条’对其所适合的债务用途范围，并未明确。”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研究会理事郭建梅则认为，仅从立法原则上来看，作为《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二十四条”与婚姻法的原则是冲突的。“婚姻法的原则，是保护没有过错的一方，谴责和惩罚有过错的一方。”郭建梅说，“比如家暴、第三者等等，在离婚时，从财产判决都会倾斜向没有过错的一方，但‘二十四条’却是只要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一方的债务，只要没有特殊的约定，就要按共同债务分割。”
“二十四条”也规定了两种例外情况。第一种例外要求，被诉连带责任的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二者之间的债务是个人债务；第二种例外，是根据《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