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在现实中国社会中，这两种例外都不太可能发生。
“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约定，却要‘被负债’的一方去证明，如果他连借债这件事都根本不知道，又如何证明？”李明舜说。而在中国的婚姻关系中，普遍默认婚后所得归共同所有，即使有财产、债务归各自所有的约定，一般也不会有第三人知道。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陈苇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如果配合着（其他法条）使用，“二十四条”也可以不修改，但是如果不配合使用，问题就大了。”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二十四条”具体直白，可操作性强，所以渐渐超越了《婚姻法》被单独采用。
郭建梅遇到过不少法官，对“二十四条”也很头疼。“他们明明知道，这笔债务和被告人无关，是另一方赌博或者嫖娼借的，但被告人无法举证自己不知情，按法律规定，就得这么判。”她苦笑了一下说，“因为这么判，至少不会是错案。”
已有不少“被负债者”、律师、法官及业内反对者将“二十四条”称为“恶法”。虽然它诞生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债务安全”，然而它的实施，却极大地威胁到了“婚姻安全”。在一篇阅读量超过600万的微博文章《婚姻有风险，领证需谨慎》中，“被负债者”写道：“希望还未进入婚姻的你，谨慎谨慎再谨慎！”文后，不少网友这样评论：“不结婚绝对是明智之举”“法律到底是保护弱者还是帮助恶人呢”……
另一名“被负债者”蔡小雨的表态或许最有实际意义。她是一名有20多年教龄的幼儿园教师。2014年2月，她与丈夫因感情不和离婚。然而离婚不到两个月，她便被法院传票包围了：丈夫背着她借了数百万元，如今债权人起诉她为共同责任人。
蔡小雨回忆，站在被告席上的感觉是“悲愤又屈辱”。开庭之前，她坚信法律是公平的，谁借的钱，谁还。可结果让她失望了，
根据“二十四条”，蔡小雨被判需偿还的债务高达800多万元。她没有能力还上任何一笔，连二审的上诉费都屡次申请缓交。于是她被列为了“失信被执行人”（俗称“老赖”），这意味着她不能坐飞机、不能坐高铁，不能做一切与信用相关的活动。“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却要承担惩罚。”
她与前夫有一个女儿。蔡小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这条法律不修改，她一辈子都不想让女儿结婚。
“我要崩溃了”
从2015年起，这些“被负债者”通过社交网络聚集在了一起。“愿司法公正‘二十四条’修正”微信群发起人陈玲，每天都能接到许多自称“被负债者”添加请求，备注里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是：我要崩溃了。如今，这里已汇集有200多名成员。
另一个名为“反‘二十四条’公益群”成立不到一年，便已有460名成员。从今年5月起，群主彭云和李秀萍开始对中国“二十四条”受害者开展实名问卷调查。如今，调查已完成四轮，征集实名问卷306份，除去22位“潜在”受害者尚未涉案，有效答卷284份，分布在全国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是，“被负债者”并非如事前预料的都是低学历者或家庭主妇，有82.4％受过大专及大专以上教育，其中55.9％为大学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硕士和博士占5.9％，81.7％拥有稳定工作，其中不乏法官、大学教授、记者、律师……李秀萍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正是因为这些人有稳定收入，甚至有房产，才有了“被负债”的价值；否则，即便被判承担连带责任，也没有收入和财产可供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