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对一线城市来说，拥有大量高新技术人才，好处多多，但也要考虑城市的承载能力。现在很多大城市都在社会管理、环境资源、医疗保障等方面遭受严峻挑战。人才大量涌入，配套的子女教育、父母养老等问题如果不能迅速解决好，反而会给人才带来困扰，也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于海：家庭难以团聚、父母照顾晚辈成为“老漂”、年轻人背井离乡打拼压力大等等，都是人才扎堆造成的隐患。但从实现个人价值角度讲，这并不是根本问题。人才的学识和作用能否与其身处的城市相匹配、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才是关键。
引导人才合理流动，要发展优势产业，激发内生动力，让“洼地”逐渐成为“高地”
记者：“缺少人才—当地经济发展慢—更加吸引不到人才”，这种循环怪圈应该如何打破？怎样才能促进人才自发向“低处”流动？
于海：引导“人往低处走”，不能违背市场规律盯着高处“硬调控”，而应着眼于低处“软着陆”。应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让“低处”慢慢变成平原，再成为高地，至少要让人才看到未来“增高”的可能性。欠发达地区的最大优势，或许正是“欠发达”，这意味着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陈宇：较为贫穷偏远的地区想打破发展怪圈，得结合自身特点扬长避短，发展优势产业，激发经济内生动力。正所谓“筑巢引凤”，有了“领头羊”产业，吸引优秀人才就相对容易。拿贵州来说，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都不算优越，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也不算高，却抓住了互联网这一不受自然条件限制的机遇，研究大数据平台，发展云服务，实现了弯道超车。现在，连苹果公司的iCloud数据都转移到了“云上贵州”。
如果没有发展技术类产业的基础，也不用怕。只要有耐心、有毅力，任何产业都有做大做强的机会。宁波的一个小镇专门生产纽扣，产量占全球一半；慈溪生产的一次性打火机，几乎全世界都在用。一个纽扣利润不到一分钱，一只打火机利润不到一毛钱，但潜心做好，依然能胜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