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很快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了债，女儿那时上初三，因为家里实在困难也辍学回家了。

孙巧枝：不给钱我们也没有办法，老公在那边戴一个呼吸机那样等下去也不是个事，后来我们请了一个律师在那里搞，律师给我们搞一点钱回来。

律师告诉他们，劳动保障所所长吴福康会帮他们找企业仲裁调解。过了段时间，律师通知他们去领赔偿金，调解书和发票都写着15万元，给的现金却只有10万元，律师也是说相差部分是抵税用的，夫妻俩按约定给了律师10%代理费，拿到手的只有9万元。调查组联系了相关企业询问，企业表示交给吴福康的赔偿金确实是15万元，贪污截留事实得到了确证。

孙巧枝：其实少了5万块钱，这个我们自己心里也有数，我也没有告他或者怎么样，我老公他那个人也是一个老实人，他人病得那个样子，一直在说不是他帮我们要，我们还要不过来，他是这个意思。

调查组找到的不少务工人员，都经历了类似的辛酸。他们几乎都是收入低、生活贫困的社会群体，为了挣钱养家，不辞辛苦，在高风险环境下长期作业；当他们遭遇工伤，相关企业却推卸责任的时候，他们又面临着失业、治疗等重重生存压力，急需经济补偿。这种时候，劳动保障部门成了伤残工人和家人的希望，面对弱势群体的殷切期盼，本应为工人们雪中送炭，但吴福康却反而雪上加霜，从工人们的救命钱里吃差价。而且，吴福康并不是每个案子都敢截留，而是专门挑选家在外地、看起来为人朴实、不会质疑自己的务工人员下手。这样的行为，严重啃噬群众的获得感，侵蚀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当听了一个个务工人员讲述他们曾经遭遇的困境，调查组下定决心要还他们一个公道。

梁国栋：每个工人的诉苦，对我来说感触很深。他们受伤以后谋生手段可能也会受很大的影响，赔偿金额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一定要追到底，把这个赃款追到手返回给这些工伤人士。

调查组还注意到，不少务工人员都提到在他们和吴福康之间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代理律师。在吴福康调解的案件中有两个律师的名字频繁出现，一个叫雷继策，一个叫黄斗荣。调查表明，这两人其实既没有律师证，也没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发现帮务工人员维权是条挣钱的路子，他们就经常守在医院门口打着律师的旗号招揽生意，实质上只是中间代理人，每一单收取赔偿款10%到20%的代理费。他们和吴福康相互串通，共同牟利。

梁国栋：我们在查办吴福康案件的过程中间发现了一个蛛丝马迹，就是说蛮多工伤方留下的号码居然就是这个野律师的号码。野律师能够充当吴福康的说客，如果（务工人员）一旦有疑义或者要问厂方什么之类的，他用野律师对他进行安抚跟劝解。

由于两人都不是真律师，帮工人要赔偿主要是依靠吴福康去和企业仲裁调解。他们因此经常给吴福康送超市卡、烟酒茶叶等礼品，和他搞好关系。

雷继策（涉案人员）：没有证的话做这一行的话必须要认识当官的人，他是劳动所所长，不管什么事，像这个案件给他他就会处理掉。里面肯定有一个差价，这个很明白，抵税抵什么税。

对两人的调查证明，两人对吴福康截留赔偿款早就心知肚明，反而在务工人员面前为吴福康“抵税”的说法背书。吴福康也需要这样的人从中沟通配合，打消务工人员的疑问。赔偿款下来了，两人能拿到代理费，吴福康能从中截留，双方都得利。

吴福康（原玉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城区劳动保障所所长）：他要求10万（元），我跟企业谈了15万（元）。我当时就在想，我这个就好像做生意一样，他们要求多少钱，我达到他们的要求，我就在这其中赚取差额，赚了一点点意思意思。

吴福康身为公职人员，却把职责做成了生意，对待务工人员和厂方，他各有一套生意经。在务工人员这边，吴福康尽量压低他们的期待，说服他们以较低的金额接受调解。而在厂方那边，吴福康则把赔偿金往高里谈。用这样的模式，他从31个务工人员的工伤赔偿款中共计截留了29万多元。

梁国栋：作为公职人员，吴福康有这样的行为，性质其实比较恶劣。我们留置的时候很多人得知这个事情都拍手称好。能够获得企业方跟工伤人员多方的认同也是我们执法执纪者最终想达到的心愿吧。

2019年，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对此案公开宣判，不少务工人员专程赶来旁听。吴福康因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40万元，同时追缴款项32.54万元。追回的赔偿金，被一一送到了当事人手中。

孙巧枝：那个钱去年给我们打过来了，5万块钱。谢谢纪委帮我们找过来，不是纪委帮我们找过来，我们这个钱肯定就拿不到了。

这个案件虽然发生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玉环，但受到伤害的多是来自贫困地区的务工人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关注一线职工、农民工、困难职工等群体，让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让每一个劳动者活得更有尊严，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玉环市纪委监委督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切实整改，规范调解程序，强化对干部的监督和对企业的监管，最大限度保护务工人员权益。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色如何，很大程度上要看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黑恶势力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毒瘤，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党的十九大后，党中央决定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既要打掉为祸民间的黑恶势力，更要清除背后庇护他们的“保护伞”，切实提高人民的安全感。

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与政法机关紧密协作，形成攻坚合力。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截至2020年11月底，全国共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81366个，立案处理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97802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督办了一批重大典型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公开通报曝光，形成强大震慑。其中，引发舆论强烈关注的孙小果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件。

2019年3月，一个叫孙小果的人因故意伤害案被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决定逮捕，他和同伙在一家KTV打架斗殴，踢爆了对方的膀胱，将对方打成二级重伤。公安机关调查发现，孙小果注册有多家公司，经营多家酒吧夜店，是昆明夜场上有名的“大哥”，貌似合法的公司外衣背后实质是一个涉黑涉恶团伙，做着诸多违法犯罪勾当，开设赌场、放高利贷、非法拘禁、故意伤害，不一而足。孙小果这个名字一经公布，顿时引起轰动。许多昆明人都有印象，20多年前就有个孙小果，犯下多起性质恶劣的大案，当年已经被判处死刑。这是不是同一个孙小果呢？

蒋彪（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事犯罪侦查支队一级警长）：应该是死刑已经执行的，怎么他没死啊？有这样一个概念，诧异，非常诧异。

这个孙小果正是20年前的那个孙小果。他是如何离奇“复活”的，是否涉及公职人员违纪违法？政法机关对孙小果涉黑涉恶团伙犯罪展开调查的同时，纪检监察机关也成立专案组与政法机关协同办案，深挖背后的“保护伞”和涉黑涉恶腐败问题，对涉及的一百多名公职人员进行了审查调查，最终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0人，组织处理50人，谈话提醒22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19人，查清了这一案件中存在的公职人员徇私枉法行为。

张雪贫（云南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中间只要有一个人是严格执法，他的这个事情就走不下去，每一个人都松这么一个小口子，最后就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梳理孙小果案跨越20年的过程，他第一次犯罪是在1994年，当时在昆明市环城南路，他和另外四名男子光天化日之下将两名女青年强行拉上车，开到郊区实施轮奸。当时孙小果不是主犯且未满18岁，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然而到了1997年，本应在监狱服刑的孙小果离奇地出现在了社会上，再次强奸4名未成年女性，其中1人是未满14岁的幼女。他还非法拘禁并虐待侮辱两名女性，手段极其残忍，伤情惨不忍睹。他的恶行当时引发公众强烈愤慨，经调查，发现是孙小果的母亲孙鹤予和继父李桥忠，在1995年找关系非法为孙小果办理了取保候审，随后又非法为其办理了保外就医。

陈浩（云南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孙小果的母亲对孙小果，这种爱是一种无原则的，给他搞了一个假的病历就做了一个保外就医，第一次就让他逃避了处罚。一天牢也没坐那次。

孙小果母亲孙鹤予，原名孙学梅，早先是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民警，继父李桥忠当时是五华分局副局长。1998年，二人就因包庇孙小果1994年所犯强奸案被查处，孙鹤予被开除公职并以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李桥忠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和撤职处分；给孙小果违规办理取保候审的两名警察也被以渎职罪追究了刑事责任。孙小果也因1997年再次犯下多桩重案，于1998年2月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公众都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终结了，没想到20年后类似情节再次上演，而且这次更匪夷所思，是“死而复生”。彻查并公布孙小果案的真相，关乎社会对法治公平正义的信心。

陈浩：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什么孙小果这个案子影响震动这么大，真是触碰到了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心里的底线了。

调查发现，孙小果1998年一审被判处死刑之后，先后经历了两次改判。第一次是1999年，孙小果被判处死刑后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经调查，这次二审改判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但并未发现徇私枉法情节。改判死缓后，孙小果被投入云南省第一监狱，按照法律，死刑缓期两年期间没有新的犯罪，则转为无期徒刑。如果孙小果就此依法服刑，也不可能再为祸社会，然而，2003年他的母亲孙鹤予刑满释放后，又一门心思要从监狱里捞人。

孙鹤予（孙小果母亲）：很矛盾，也很恨他，你说不疼他吧也不可能，总是想让他（受处罚）能够轻一点，有溺爱在里面，这是我的问题。你说做这个母亲做得失败不？很失败，真的，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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