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罪认罚案件的诉讼中，控辩双方合作取代了对抗，刑事诉讼构造发生改变，是学界普遍关注到的问题之一。

“在这种诉讼构造下，控辩双方在庭审中的主要任务，是向法庭证明双方在案件处理上合作、合意的真实性。”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咨询委员会主任朱孝清表示。

伴随着刑事诉讼构造的改变，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这样几个问题逐渐被关注：

“如何看待检察机关履行主导责任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关系？”“如何理解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指导意见》明确的‘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是否侵犯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在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看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程序与庭审实质化并不冲突，反而更进一步体现了庭审实质化。

“‘一般应当采纳’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这不仅是检察官的求刑权，更是检察官与辩护律师、被告人之间的合意，除非有法定的事由，法官原则上应该尊重。”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姜伟认为。

如果法官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有异议且有理有据，应如何处理？根据刑事诉讼法和两高三部《指导意见》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告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调整，只有在人民检察院不调整或者调整后仍然明显不当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可以直接作出判决。

毋庸置疑，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要求高于以往。

唯有三方秉持同一理念，按照同一标准办案，方能使制度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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