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4日，顺义区东水泉村，电力工作人员检查煤改电供热设备。摄影/新京报记者侯少卿

不再紧闭的窗

1998年开始，北京启动中心城区小锅炉改造。2009年起，城六区开始着手20蒸吨以上的锅炉改造。随后，北京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至2018年底，北京平原地区基本告别了燃煤污染。

知春里锅炉房和中关村知春分校紧挨着，像一对“难兄难弟”，共生共存。

锅炉房给周边45万平方米供暖，有3台20蒸吨的锅炉。往年一个供暖季需要用八九千吨煤。

煤就放在室外，虽有苫盖措施，囤煤和锅炉上煤的时候，总得掀开，尤其每天上煤到煤仓，需要三四个小时。风一刮，黑尘满天。知春分校新闻发言人肖文记得，锅炉紧挨着学校办公室。不光是采暖季，囤煤的时候也很脏，起风时最严重，窗台上、桌子上一层黑，平时都不敢开窗。

“2013年煤改气后，学校是直接受益者。”肖文说，锅炉房不烧煤了，全部换成清洁能源天然气。以前堆煤的地儿消失不见，黑乎乎的窗台成为记忆。

锅炉房马站长如今还从事供热工作，煤改气后他轻松不少，“如果天儿不好，再没人怪到我们身上了。”煤改气虽然提高了能源成本，但政府有补贴，工作环境也好了，马站长挺开心，以前工服一会儿就黑不溜秋的，锅炉房里全是灰。

长期以来，我国保持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超过80%的煤是直接燃烧使用，高耗低效燃烧煤炭向空气中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烟尘，造成以煤烟型为主的大气污染。除了家家户户的民用散煤治理，燃煤电厂和各类锅炉，是北京燃煤源污染控制的两大抓手。

1998年开始，北京启动中心城区小锅炉改造。2009年起，城六区开始着手20蒸吨以上的锅炉改造。随后，北京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至2018年底，北京平原地区基本告别了燃煤污染。

煤改气的路途中，少不了企业参与。

2017年，燕京啤酒厂180蒸吨锅炉全部完成煤改气改造，告别燃煤。

赵伟算了笔账，煤改气后，每年运行成本增加8000万。他是北京燕京啤酒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装备部部长，长期分管环保。“作为国企，要承担社会责任，作好表率。”近年来赵伟发现，企业应急生产的次数少了，证明天越来越好了，“我们要留一点蓝天碧水给下一代。”

有了清洁能源还不够。最近他们正在评估，如何用最小的成本发挥最好的效果，从而进一步降低排放。

实际上，这种末端治理手段，起初广泛运用于电厂。

煤改气前，北京地区电厂以除尘、脱硫等改造为主。2010年，北京启动四大燃气热电中心建设，2015年，四大中心陆续投入使用，2014年至2017三年间，北京削减燃煤量约850万吨，结束了燃煤发电历史。

2015年3月20日，被称为“长安街上最后一根烟囱”的国华北京热电厂燃煤机组全部关停。摄影/新京报记者王贵彬

不冒黑烟的烟囱

2013年，北京发布清洁空气行动五年计划，启动“零点行动”——夜查。虽然查得严、罚得狠，企业如果改造也会有资金补助，为了鼓励改造，北京持续制定、完善压减燃煤经济政策20余个。

以往每年采暖季前几天，晏向阳都跟队友选个高楼登高瞭望，看哪儿有烟囱冒黑烟。此前，他是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副总队长。“登高会带上倍数较大的望远镜，哪儿黑烟直冒就赶紧找人去查。”1998年开始，环保部门每年都派人登高查黑烟囱，直到后来北京推广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控后，登高频次才逐渐减少。

“登高”颇有仪式感。几年前，每年采暖季首日，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及各区相关负责人也会登上中央电视塔，查看有没有烟囱冒黑烟。

这也是告诉人们，采暖季来了，该上的清洁设备得上，不要有侥幸心理。

“一开始真有冒黑烟的，后来就越来越少了。”除了登高瞭望，2013年开始的“零点行动”也让晏向阳记忆犹新。

2013年，北京发布清洁空气行动五年计划，启动“零点行动”——夜查。冬天取暖，晚上负荷最重，加上夜里容易疏于监管、偷工减料，是检测企业是否超标排放的重点时段。

那会儿总是环保监察人员加上监测人员一起，深夜12点出去，快天亮了回来，大家都冻得够呛。

偶尔还遇到棘手情况，企业大门老有狗大叫，有时候企业不配合连大门也进不去，需要反复协调。还有的企业“临时抱佛脚”，看到检查的来了赶紧上设备加材料（往碱池里加碱），不过为时已晚。

晏向阳说，虽然查得严、罚得狠，企业如果改造政府会有资金补助，“胡萝卜”和“大棒”相结合。为了鼓励改造，北京持续制定、完善压减燃煤经济政策20余个。

1998年开始治理燃煤污染至今，北京跟煤烟型污染持续作战了20年。20年，是7300多个日夜的久久为功。除了政策保障，还有一帮人为政策落实保驾护航。

市生态环境局大气处的张中平也是北京治煤的亲历者。

“世界上没有大规模改造的先例供我们参考，只能边干边摸索，摸着石头过河。”张中平说，多年来压减燃煤，每一个政策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反复酝酿和协调。

计划怎么定、每年要改多少、能改多少？需要经过大量评估调研，这些跟气源、电力设施以及当前相应的配套保障密切相关。然后，看大家愿不愿意改，如果不愿意，是否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困难，比如资金不足，或者施工条件困难等。

最终，还要看改后的效果，大气污染治理到底有没有实现减排。

“只要定下来目标，气源过不去，我们帮你找，路过不去，我们帮你想办法。”大到资金鼓励政策、小到工程节点，每一次进展，都是多个部门共同协商的结果，张中平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现场，开过多少个协调会。“一年下来，每天去2、3个现场，要跑上千次。”

最难的莫过于燃气管道的铺设，路由选址尤其艰难。有的管道要穿河流、穿公园，需要得到相关部门审批，有的在山区，管道根本上不去。

一个变化让大家欣喜。

以前推广清洁能源改造的时候总有不理解的声音，有人问，我祖祖辈辈烧了这么多年煤，凭什么让我改？如今，有人问政府部门，别的地方都煤改电了，为什么还不给我改？

晏向阳和张中平都认为，这是公众对压减燃煤工作的理解和认可，也说明治理有了成效，给大伙儿带来了幸福感。

“人的转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安二同愿意把人们对燃煤治理的误解，交给时间来解决，“现在大家体会到变化，也不愿意再烧煤。”

退休后，安二同每天都去矿区转转，跟老工友聊聊天。

“现在天儿多好啊，改对了。”

2013年11月13日，东城区琉璃井煤厂，前来购买蜂窝煤的顾客很少，运煤板车停在煤库里。摄影/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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