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东看来,失去工作的打击,对妻子来说实在是太重了。他和崔丽丽从上高中补习班相识。那时他就觉得她“不像个年轻人”,除了偶尔唱唱歌,看看电影,没什么兴趣爱好。大学时,崔丽丽读的是日语专业。还没毕业,她就进入天津的日本车企实习,之后便扎根汽车行业,“工作能让她感到快乐”。
决定申请工伤认定后,崔丽丽咨询过律师。一位律师告诉她,“99.9%认定不下来,费那劲干吗?”还有位律师对她的执着表示不解,觉得她都干到了总监级别,“怎么发生这种事还承受不了打击?”
李莹是公益机构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创始人,她代理过二十多起职场性侵案件。不过,她代理的案子中,还没有申请工伤的案例。
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传统认知中,工伤多是直接的肉体伤害,精神损害认定为工伤的,数量很少。再加上性侵案件常常因为没有直接证据、被告人又不承认,在刑事上认定的比例就不高,甚至在公安阶段都难以立案,更无从谈起后续赔偿。李莹觉得,崔丽丽不是法律人,“没那么多框框”,反而没那么多顾虑。
认定工伤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崔丽丽想象中多得多。2024年4月18日下午,到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提交材料时,崔丽丽才知道,被老板性侵这件事本身,并不能直接认定工伤。她需要提交医疗诊断证明,以证明性侵对她造成的伤害。
人社局工作人员告诉她,要认定精神伤害,需要到指定的精神专科医院就诊,经过3个月或12次治疗,才能拿到医疗诊断证明。南方周末记者联系津南区人社局工伤科,希望了解认定流程,工作人员表示“不方便告知”。
不论能不能认定工伤,再不进行心理治疗,“人就废了”。2024年4月23日,吴东把她带去了人社部门的协议医疗机构天津市安定医院治疗。在心理治疗室,她开始向医生说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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