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观德国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态,德国的确处于危机的关口。
拥有150多年历史的老牌政党社民党及战后建立起来的基民盟/基社盟一直是德国政治的中坚力量,但近年来两大党的选票一路下滑,在上届选举中备受青睐的绿党的民调支持率近来显著下降。德国政治光谱呈中间萎缩、两端膨胀的现状,导致传统第一、第二大党均无法依靠自身力量组成议会多数,进而拖累有效治理。大党的衰落是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观点多元的自然反映,也是现有政党不能及时有效回应选民诉求的结果。现有政党以精英自居,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一味地“去核”“去煤”,忽略了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及个人感受,导致民众对现有政党丧失信心,转向极右翼选择党或从左翼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
在经济方面,自俄乌冲突以来,德国放弃了高度依赖的俄罗斯天然气,转向美国、中东的能源供给,同时进行能源转型,这使得德国居民用电,特别是工业用电成本激增。根据巴伐利亚经济联合会的统计,德国工业用电价格相当于美国的2.5倍。高能耗行业如化工、钢铁、玻璃制造、造纸行业均叫苦不迭,被迫出走,德国产业的空心化已显露端倪。
阻碍德国经济发展的还有紧缺的劳动力,《供应链法》等众多法规为企业设定了繁缛的规定,牵扯了大批人力。对债务刹车的偏执使得德国投资严重不足,基础设施老化。
对汽车、机械制造等传统行业的过度依赖,还使得德国企业创新不足。战后,制造业立国、贸易立国使得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也为德国人民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但随后人们的劳动及创造动力变弱。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及颠覆性技术的不断涌现,弥漫在德国社会的懈怠情绪已经显现后果:去年德国破产企业数达历史性高点,就连德国经济的标杆企业大众汽车也计划关闭数家本土工厂,并大幅降薪、裁员。
德国各界已经意识到危机的到来,人们期盼新政府能够领导德国克服官僚主义、大幅投资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降低能源价格、有效管控移民,使德国在经历转型的阵痛后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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