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多地暴雪频发，极端天气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常态的？

“气候变化是会杀人的。”在11月12日，阿塞拜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29届会议（COP29）上，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anchez）直言——10月末，强降雨席卷西班牙东南部巴伦西亚自治区，一些城镇8小时内降雨将近500毫米，超过此前20个月的降雨总量，而暴雨引发的严重洪灾造成了超过220人死亡。

一天之后，格林纳达总理迪肯·米切尔（Dickon Mitchell）提到，在这个南美大陆北端的加勒比岛国， 5月末15 年之最的干旱刚刚过去，6月紧随其后的便是5级飓风（最大持续风速超过每小时198公里）“贝丽尔”（Hurricane Beryl）。“此时此刻，当我站在这里（联合国气候大会）时，我的岛屿遭遇了山洪、山体滑坡和大雨倾盆的破坏，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几小时内。”对于图瓦卢、瓦努阿图等太平洋小岛国来说，海平面上升和热带气旋的降临意味着城镇内涝、地下水源污染和国家命运悬于一线。

大会期间，这些从全球各地赶来的领导人纷纷空降街头柴油味异常浓重的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站在市郊体育场里临时搭建起的会场的主席台上，讲述着本国国民被热浪、暴雨、风暴和干旱等极端天气重创的悲剧。“同事们，我们正走在毁灭的道路上。但这些不是未来的问题。气候变化已经到来。”会议主席、阿塞拜疆生态与自然资源部长穆赫塔尔·巴巴耶夫（Mukhtar Babayev）告诉来自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谈判代表，包括外交官、科学家和民间组织人士等近7万名参会者，“无论你们是否看到他们，人们都在阴影中受苦。”

来自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喀麦隆、印尼、意大利、菲律宾、太平洋岛国、南非和西班牙的环保组织人士，在COP现场展示受到极端天气影响而损坏或遗留的象征性物品和个人物品（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供图）

联合国跨政府气候变化专责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的三位研究人士告诉本刊，构成“极端天气”，首先是气温、降雨量、风力等数据在一定时间内超越平均值或者典型值，其次是产生了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者社会层面的广泛影响。在会议期间，作为联合国气候大会长期技术支持方的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2024年气候报告》（State of the Climate 2024）的为COP29撰写的前情提要。报告提到：2024年即将成为地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从2023年7月到2024年7月，包括中国、美国、印度、阿尔及利亚在内的10国录得了超过50摄氏度的极端高温；2015年至2024年是过去175年最热的10年；2024年1月至9月全球平均表面气温比工业化前平均值高至少1.41°C（结果为1.54°C，不确定性为±0.13°C），短期极值已经无限接近甚至越过了2015年《巴黎协定》“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最好是1.5摄氏度之内”的目标。

就在大会进行时，极端天气事件也没有停下侵袭人类社会的脚步。11月13日，在巴伦西亚洪灾不到两周，西班牙南部的度假胜地马拉加地区发布了暴雨和洪涝预警。11月15日，COP29第四天，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东南亚办公室总干事、菲律宾人亚伯·萨诺（Yeb Sano）说，在他的家乡，刚刚登陆的台风”天兔”（Usagi）是菲国三周内迎接第五个台风，而马尼拉方面还在为另一场正在加强的台风“曼伊”（Man-yi）做准备。直到五六年前，菲律宾人还普遍认为，台风活跃期是每年7月到10月。

这次联合国气候大会的重点是“融资大会”，即为人类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制定未来出资目标。由于自工业革命以来，如今的发达国家排放了更多的温室气体，并从高排放活动中获利，因此《巴黎协定》重申，发达国家应带头向资源较少、较脆弱的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应对气候变化。11月24日清晨——也就是原定闭幕时间的约33小时后，发达国家承诺，到2035年每年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谈判结果被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视为“一份无力的侮辱性协议”，因为这一数额远远低于研究人士认为所需要的“以赠款和低息贷款为主的每年1.3万亿美元”。在英国气象学家、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气候科学教授克里斯托弗·休伊特（Christopher Hewitt）看来，3000亿美元仅仅是个缺乏实际意义的“手势”，因为“还有太多的工作需要支持”。这是休伊特参与的第二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他曾参与过气候大会“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Subsidiary Bod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的工作。

克里斯托弗·休伊特（左一）在大会现场（世界气象组织供图）

将近35年前，休伊特教授开始从事气候研究，而那时世界还未对人类活动导致温室气体浓度升高和全球变暖形成广泛共识。当20世纪末的英国开始苦于风暴和热浪，由于对气候数据的收集较为匮乏，包括休伊特在内的欧美学者们开始通过极地考察收集古代气候，推断气温升高可能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活带来的一切可能。学者们以回到从前的方式观测极端天气未来的影响，也在现实中见证着高温台风和旱涝急转的愈演愈烈。

以下自述，是基于休伊特与本刊在COP29会场对谈的整理：

被逐渐重视的气候变化

我从小喜欢打网球并参与风帆冲浪和山地滑雪等户外运动。这些活动无一例外受到天气的左右，气象学研究也慢慢成为我的兴趣。1990年，我加入了英国气象局刚刚成立不久的气候研究中心，并开始跟数据和计算机模型打交道。其实，能找到这份工作，我还要感谢美国科学家给英国人提的醒，以及“人类活动导致了气候变化”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成为科学共识。

在1950和1960年代，美国有科学家根据“二氧化碳水平上升会导致地表温度上升”的“温室效应”创建模型，得出结论：如果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在当时的基础上增加一倍，全球气温变回上升2.3摄氏度。但当时仍有一些科学家认为气候的自然波动才是导致二氧化碳浓度升高的主要原因，以及并不认为气候变暖会带来什么大的影响，比如有的科学家只是提出大气变暖会导致农作物产量增加，认为不必过度担心。即使是当时对气候变暖有所顾虑的政策制定者也只是提出了简单的疑问，中国会变热多少？阿塞拜疆会变热多少？那我们该怎么办？

一直到1988年，这一问题才开始被重视。我记得一些英国政府的高级顾问给当时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发了一份关于美国的简报。当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科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在美国参议院的能源与自然资源委员会做了一次报告：通过卫星观测，他有99%的可能性确认，全球变暖趋势不是自然变化，而是由大气中二氧化碳和其他人造气体的积聚造成的，并警告说，美国可能在接下来十年或者更长时间面临高温和干旱的困扰。

全球平均温度变化曲线，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一年（世界气象组织供图）